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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来说，这场战斗已接近结束－－以毛的说法，如果是刘揭开了战幕的话－－但是直到第二年他才在报刊上被点名为“中国赫鲁晓夫”，并且直到1968年秋天他才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声名狼藉地被开除党籍。
在那许多个月的时间里，革命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青年们摧毁着旧机构，文革小组则设法领导他们在各级夺权，创建出一些更好的东西来。毛原以为要花大约一年的时间，结果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毛自己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造所缔造的党的那些当权派的反，这已使人感到十分意外，而这架庞大机器对如此规模冲击的顽强抵抗，也同样使人感到十分惊异。这艘船建造得比许多人所想象的更为坚固－－而新船也不是一天所能建成的。
正如我预先说的那样，上面的简要说明作为历史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它是不完整的。我们实际上没有听到被打败者一方的诉说。它略去了许多重要的和变化着的事实，其中有象下列这样的一些沉痛的事情：忠心的老干部之间的分裂，以及在社会各部门，包括军队在内，发生的各派之间真正的但是有限的内战时刻。又如，在这个局面中周恩来应放到什么位置上才合适呢－－这个人在全国处于大变动、大动荡的时期，几乎是单人一手地在维持主要生产力量和行政效能。
如果把我叙述的故事从不久的过去转到当前，转到暴风雨过后比较平静的今天，这个问题，就象许多别的问题一样，也许可能得到较好的回答，如果只能回答一小部分的话。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四、军队、党和人民
（一四） 一种军队专政？
整个中国是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军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我们全都同军队连在一起，”周恩来总理说，他可以再加一句，“军队把我们全部连在一起了。”
周总理向我耐心地解释，为什么把重建后的党和政府内的个人分成“军人”和“非军人”是错误的。毛泽东不是“军人”吗？他是军队之父，和朱德一起组织了这个军队并从开始就领导它，他也是党的终身领袖。当毛任共和国的主席时（直到1958年止），他把党、政、军三位一体地统一于自身；作为党的军事委员会的终身主席，他自1935年以来一直是事实上的最高统帅。
1936年我在中国老红军（成为人民解放军之前）中第一次会见了周恩来时，他本人就是一位将军，在陕北指挥着东线的红军。1965年取消军衔制之前，林彪身着元帅星级的服装。
在所开创的世界之内，党居于一切的首位。但是，“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毛说，“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也就没有党。它们同生共长，相互依存，如中国人所说，“唇齿相依”。
内战时期，当我在中国的西北部第一次看到老红军的根据地时．对一个局外人来说，党的政治活动家同战斗部队中构共产党员通常是分辨不出来的。大家都穿同样的蓝色或灰色（看其褪色程度）的棉布制服，除有一块红领章以外，没有军阶标志（今天的情况还是这样）。他们住在同样的或差不多的宿舍里，和农民吃大致相同的饭食，面对着同样的危险和因苦，极少物质鼓励。政治委员常常就是司令员，司令员也常常就是政治委员，他们相互学习。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接着重新发生的内战时期，情况部是如此。
l949年，随着胜利的到来，毛泽东说：“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
经过22年连续不断的武装斗争，才创立起这个革命“学校”：从民间招来的新干部也须来这里吸取经验，那时，城市工人防级多数人政治意识薄弱，持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主要是那些大部分出身于农民的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干部，这就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料。
共产党人接管这个大陆国家后，大规模地从军队外吸收党员的工作就迅速开展起来。到1956年，人民共和国建国仅7周年，党员己达1，000万，其中80％左右是革命以后入党的。1960年，党员有1，700万，其中70％是朝鲜战争以后入党的。而到1965年，据说党员已接近2，800万，另还有共青团员3，000万。党员中仍有2／3是农民出身，但行政人员中有许多资产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除上层以外，老党员是少数，并且人数在日益减少。
尽管如此，军队仍是一所“大学校”，是进行思想教育的基地。把民兵包括在内，它的高级党员，要比政府机关的任何其他一个部门都更为集中。
但至此画屏暗淡下来，复杂的历史情况在老兵之间造成了超过一代人的差距：在一条“战线”上是经历过长征或延安时代的人，在另一条“战线”上是后来参加革命的人。在比较巩固和已部分“社会主义化”的中国西北根据地，毛解决了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适应中国的情况，那里处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影响问题的经验比华东要少得多，华东的新兵是在日本人战线后方的政权还不坚固的游击区里训练出来的。这后一种人要同更为复杂的阶级问题打交道，在直至海滨的这片人烟稠密的广大平原和盆地里，阶级问题是以豪绅支配的经济为基础的。
1949年，这“两条战线”汇合在一起，但是它们之间的隔阂决没有完全消除。刘少奇一向是华东平原的主要政治局委员，领导城市的地下工作。胜利以后他成为党内主管组织和训练新干部的头号官员。在那个时候，刘成了以城市为方向的党的化身，这个党同多少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关系，同后来与苏联的技术援助项目有关的那些人的关系，同受到小资产阶级传统影响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关系，都更加密切了。毛完全是土生土长的经验的化身，这种经验在广大农村深深扎根，在军队中实现了平等的传统并使军队与农民密切联系。
上述看法并不是去提供—个能“解释一切问题”的简单“公式”——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公式——而只是从有许多方面的复杂情况下提出被人忽略的一个重点以提醒大家而已。当要去了解今天中国人生活中军队优势的限度时，记住这一点是特别有用的。
有可信的证据表明，毛泽东曾希望弥合这个“裂缝”，彻底消除上面提到的分歧，并把“两条战线”团结起来，因而他在1956年接受党推选刘少奇担任他的第一副主席，1958年又把国家主席的职位让给刘。早在1959年，毛意识到裂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样对待刘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已经看到，事情从那时起如何逐步发展为1966年到1969年的文化革命了。
只就刘与其堕落分子（毛是这样看他们的）盘据着管理部门官僚机构而论，革命的首要目的不只是清洗，而是全部摧毁他们掌握的国家权力机构。建设阶段——把权力“交给谁”的问题——甚至更加因难。1966年8月公报的指示“揭开”了第一阶段，数百万“基层队伍”——干部、学生、工人、普通群众——迅速起来发泄对长期压制他们的党员特权分子的不满。由于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推动和支持，党支部和党的外围组织——共青团、工会、党校，实际上都被“革命造反派”解散了。
新的群众组织，由红卫兵、工代会、党内造反派领导，夺取了地方的权力。“旧秩序”的领导者进行反击，通过名义上是“造反派”的代理人来恢复控制。一个接一个的临时委员会成立了又被推翻，新约领导人上来了又很快倒下去。在“中央小组”的指示下，上海是组成“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由“可靠的党员干部”、新成立的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代表组成）的第一个城市。尽管非常缓慢而斗争十分激烈，其他省市的革命委员会也跟着成立了。
在各级组织中，造反派在选择新的形式和新的领导人问题上意见难于统一；他们分裂成几派，互相争斗，近乎无政府的状态盛行一时。奉军队之命，军队不许动用武器但要“支持左派”——即真正的造反派，不是“旧秩序”的傀儡——为保护国家财产而进行干预。有些地方的红卫兵抢夺民兵的武器并成立司令部，他们中间的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