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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同从城市起家的北京市长彭真没有关系。彭德怀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粗鲁而直率的军人，只读过两年书。他生于1899年，同毛是湖南省同一个县里的人，因受虐待而从他的农民家庭出走，成了一个被遗弃的人，后来在十几岁时当了兵。1928年，当时他指挥着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领导了一次起义，带着他的部下加入毛泽东的游击队。此后，他拥护毛，毛是他的政治教师。彭在战斗中和思想上犯过很多错误（而且一再承认错误），但他成了一个能干的战术家，因而为毛所信任和喜欢。彭在军队里比别人升迁得快，主要是靠毛对他的信任。
在朝鲜，彭是中国“志愿军”的领导人。这样，他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并晋升为元帅、国防部长和人民解放军的首长。他在朝鲜与俄国人密切合作时，苏联的后勤和对中国军事工业现代化的帮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9年，彭在一次漫长的旅行中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并且就在赫鲁晓夫去戴维营作那次“致命的”旅行之前会晤了他。后来对彭的宣传攻击指控他曾送一封信给赫鲁晓夫，说他在信中批评了毛的领导，但这封信没有公布过。
无容置疑的是，当他回到中国，出现在庐山会议时，他大肆攻击党在毛的领导下的失败，并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以及与俄国分裂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对毛进行了出于推想的责备。他还对诸如“后院”炼钢之类运动的夸大成绩提出严重责问，他断言这一实验使中国损失了十亿美元。在彭的同情者中，有他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和很早就和毛对立的党的前总书记张闻天。
我在1936年初次见到彭德怀时，他是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副司令－－粗率、顽强、一个有着无限精力和革命热情的人，但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不足。他从来没有能力在智力上同毛匹敌，1959年他轻易地就被以智取胜，表面上低声下气，承认了错误，道了歉。毛曾认为彭的主要优点是勇敢和忠于领袖的军事和政治的战略战术，因此对彭的背叛，毛一定感到非常沉重的失望。虽然彭被从政治局除名，但仍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他说他将引退，“去种田”。
但是，据说彭在刘少奇的怂恿下坚持错误。他于1960－1961年抽时间去旅行，写出了五篇等于是进一步反对毛的领导的“实地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在中央委员中进行了传阅。1962年9月，在中央委员会的第十次全体会议上，彭提出了一个八万字的文件，重复并大大地扩大了他的批评。这次他大概得到了刘少奇一伙的支持，他们企图为彭进行“翻案和复职”。
前面已经提及的其他两件事是必须记住的。军队里暗中支持彭的那些人（有时被称为“职业军人”）是赞成同俄国至少暂时妥协的。他们想得到俄国的帮助，来完成军队的技术现代化，包括把原子弹弄到手。他们只有在基于不平等条件的联盟中接受次一级的地位，象华沙条约的卫星国那样，才能得到这种帮助，而毛是坚定不移地反对这样做的。他们还有另一个动机，这是第二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俄国武器援助的继续，将意味着军队领导人和俄国军队指挥部在军事行动上的继续密切联系。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在中国产生一个“职业军人派”或集团，利用对俄国的依赖来对抗和限制主要是由毛所行使的自由主权。他们想要有一支仿照俄国路线建立起来的由职业军官带领的军队，它不从事非军事的生产和军民工作，并同职业官僚制度取得密切联系。他们要打破毛对军队的控制，利用他们对毛的“独立性”来抑制或控制个人崇拜和决定军事政策。
彭在党的宣传机关中有支持者，这是很明显的。五十年代出现的一部流行电影《怒潮》和小说《保卫延安》，相当露骨地颂扬了彭，并相应地贬低了毛。当文化革命开始“炮打司令部”，即炮打刘少奇的司令部时，这部电影和这本书都被揭露出来，同后来的诸如《海瑞罢官》那样的文艺作品一起受到批判，现在再回到这场争论中的刘少奇一方来。
1962年以前，刘少奇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毛。在1959－1960年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刘坚定地捍卫毛的最高领导，并赞扬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但在1960年12月，即毛和赫鲁晓夫发生决定性破裂的好几个月以后，他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不合时代的调子。他在俄国所作的十次公开报道的讲话中，除了一次之外都没有对毛的领导表示任何敬意。在那例外的一次中，他引用了毛的话，从上下文奇怪地推论说毛希望“循着俄国人的路走”。对此他还补充说：“我个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1961年到1966年，刘在中国和在朝鲜、巴基斯坦、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旅行期间，只是偶而地、象征性地提到毛主席。
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于1960年1961年不得不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暂时退却－－有点象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首先为农业服务”优先于重工业，土地的基本所有权归公社村（合作社），农家住房和自留地的家庭所有权得到保证，有限制的自由市场也得到许可，同时在工业中采取了奖金制和其他的物质刺激。这是实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和倾向于利别尔曼主义（在中国称为“经济主义”）的一个时机，是使新的富裕农民向富的地位转化。
毛的“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1962年党的各次会议上曾受到刘的批评，有关这些会议的报道在文化革命前当然没有公开发表过。同年，发生了一件人所共知的重大事情－－它的重要性又一次被许多外国的“中国观察家”完全忽视了。那就是政治局委员陆定一领导的党的宣传部，下令大量重印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一二） 通过宣传搞阴谋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在延安最初问世时，共产党员是人民中的极少数，他们企图把动摇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争取过来，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抗日爱国战争。《修养》贬低阶级斗争，强调纪律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提出做一个共产党员要靠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一种道德精神观。《修养》是从孔丘那里来的，里面还有把“阶级调和”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含意。
这本书企图适应统一战线那个时期，有着很不适合六十年代的时代错误，那时无产阶级专政已占有优势，中国正在同苏联争夺对革命的思想领导。刘少奇对该书作了若干增删，但重点和内容仍然照旧。错误在哪里呢？例如：在引用列宁的一段重要的话时，刘很难加以辩解地删去了这一句：“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与行政的斗争。”更不可解的是，1962年版本还删去了下面一句话中这里加有黑点的那几个字：“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修养》基本上是一篇鼓吹求得个人完善的高级伦理学的道德论文，从头到尾，刘没有把他的说教同毛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学说结合起来，没有同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根本的学说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他完全无视毛泽东在战时和战后所写的那些重要著作，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上述各点在后来对进行的批判性的辩论中都着重地提了出来，同时他的书内还有暗示支持彭德怀和反对毛主席的领导的几段话。刘说：
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情形更坏。
……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
的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
忠心和热情。……我们的党员也果然抛弃了他们。然而我们是否能够完
全自信地说，在我们党内从此不会再有这种人了呢？我们还不能这样说。
……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党员群众拥护他作领袖或者保持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