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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左尔格"拉姆扎"在行动-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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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15日以后,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 

拉姆扎的机密情报使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下定决心从西伯利亚抽调二十六个精良师,其中十六个师增援莫斯科战役,一举歼灭了德军三十八个师,从而扭转战局,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英雄的最后岁月 

左尔格在日本一住就是八年,这在外国人中实属罕见,加之他在社交界、新闻界极为活跃,不能不引起日本反间谍机构的注意。大约在1939年,日本特高已开始立案调查左尔格。就在同时,特高不断截获发往莫斯科的电波,只是由于左尔格使用一台便携式发报机,每次变更发报地点,才使特高没能立即破获。然而,时间一长,左尔格在作出斐然成绩的同时,也慢慢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性,比如,他没有严格执行不与日共接触的禁令,从而最终导致组织暴露——1941年10月18日,左尔格被捕了。 

东京警视厅因为左尔格一案“事涉赤色”,有失自己的威严,一直严守秘密,直到七个月后,当局才把事件定为所谓“共产国际谍报案”,并第一次公之于世。被捕后,左尔格并没有放弃战斗,他大义凛然地利用法西斯法庭揭露和控诉其罪行;并且,作为拉姆扎领导人,他还要尽可能地保护战友。左尔格在供词中写道:“我的主要目的是保卫苏联,使它免受各种反苏政治阴谋的危害,免受军事打击的威胁。……我在日本既没有发动共产革命的计划,也没有传播其思想的意图,我一个人承担谍报小组的全部责任,这已经很够了。”面对强大的日本反间谍机构,左尔格个人的抗争是无力和徒劳的,只有莫斯科方面设法营救才有生还机会。事实上,当时苏联关押着五六万诺门坎战役的日军俘虏,这无疑可以成为谈判的一大筹码,毕竟,左尔格为其社会主义祖国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从对左尔格一案审理到死刑的执行,足有三年时间,莫斯科始终保持沉默。事后,他们的托辞是“我们对理查德·左尔格此人毫不知情”。对此,一位战争的幸存者,苏联特工、庞大情报网“红色乐队”的创始人列奥波特·特雷帕在回忆录中指出:“他们宁愿理查德·左尔格被处决,也不愿战后又多背上这么一个见证人。这个决定不是来自苏联驻东京使馆,而直接来自莫斯科。左尔格是苏联历史上‘肃反运动’时期的牺牲品之一。” 
1944年11月7日,左尔格走上了绞刑架。他神态自若,并用清晰的日语高呼口号。他是一位真正的苏联英雄。  

摘自《谍海巨星左尔格》杨国光著学林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佐尔格在中国的万里“采访” 


1930年5月,佐尔格前往广州,并从那里开始了他长达半年的内地“采访”之行,足迹遍及南方多个省份,以及北京、天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为有关报社撰写多篇有关农业问题的文章。这些深入的报道在德国为他赢得了著名记者的好名声。 

佐尔格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标出了他在中国的采访行程路线。到了年底,他大概算了一下,半年的行程距离大约有10000公里。 

在“采访”之余,佐尔格凭借其资深记者的身份、与德国总领事和军事顾问的特殊关系以及与国民党高官的“交情”,深入到许多连中国的达官贵人(更不用说外国人了)都去不了的地方。每到一个大城市,他都积极打入当地的德国人社交圈子和上流社会,广结人脉,并在广州、天津等地招募情报人员,设立情报网点。他很快便通过莫斯科派往上海小组的报务员————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发回大量情报,内容涉及蒋系军队的真正实力、武器装备、军队部署,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国民政府和直奉系北洋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外交动向,美英法德日对华政策及其在中国的利益纠葛、相互矛盾和实力对比。 

佐尔格还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发展,并及时跟踪蒋介石围剿解放区的情况,其中一份较为详细的报告中说:“目前,苏维埃运动在中部和南部的300多个县蓬勃发展。苏区拥有正规部队36个军,此外还有20万民兵和大约100万装备较差的工农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一切封建残余势力,没收地主土地,将其分给农民,免除农民的债务———所有这些措施都使得苏区为全中国的解放指明了道路。南京政府虽然得到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广泛而全面的支持,但无法消灭苏区。蒋介石对苏区大张旗鼓的征讨接连失败。但国民党不打算放下武器,近期将对解放区展开新一轮征伐……” 

1930年底,佐尔格根据近一年的对华调研,通过克劳森向莫斯科发回了一份报告,对中国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得出多条结论。不久,克劳森收到反馈,莫斯科对这份报告印象甚佳,建议佐尔格继续特别关注中日关系。 

尾崎秀实与史沫特莱 

1931年9月18日深夜,佐尔格的路透社同行打来电话:“你好,理查德德!我刚刚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满洲陷入混乱,日本人开始占领东北!” 

佐尔格对这一消息并不感到突然。他早已估计事态会如此发展,并已预先将有关情报与分析发回莫斯科。当时日本军部有两份计划,其内容均已被莫斯科获知。其中一份为武装入侵中国的计划,另一份为对苏作战计划。如今,第一份计划已开始付诸实施。第二份计划是否会实施?何时实施?这是莫斯科最关心的问题。 

到了年底,佐尔格找到了答案:日军的下一步目标仍是中国,而不是苏联。提供这一重要情报的是《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尾崎秀实。 

1930年底,通过《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美国左翼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尾崎秀实。由于二人思想观点一致,很快成为至交。佐尔格后来谈起尾崎秀实时说:“尾崎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我们的关系,无论是私交还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从日本人士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信息。我们相识不久便成了好朋友。”他们差不多一个月见一次面,交流信息和对时政的看法,会面的地点有时在史沫特莱的住所,有时在某个饭馆。虽然后来尾崎在日本成为佐尔格小组的核心成员,但在中国的几年里,尾崎并不知道佐尔格的特工身份。 

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实告诉佐尔格: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它地区的扩张与渗透,很可能将进攻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它大国和中国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允许满洲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权。日本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佐尔格及时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一信息。1932年1月,日军南下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佐尔格的情报。 

在佐尔格的特工生涯中,史沫特莱留下了特殊的印记。她在拉姆齐情报小组的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指出的是,佐尔格和史沫特莱1928年都在莫斯科,他们很可能是在那里认识的。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在供词中写道:“我早在欧洲时就听说过她。我知道我可能得依靠她的帮助。我请她帮我组建在上海的情报小组,特别是帮我挑选中国的工作人员。我尽可能与她的所有中国朋友见面,努力结交那些愿意为了左翼事业而与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合作和工作的人。” 

史沫特莱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常常能帮上大忙,特别是她的那个卡片箱令佐尔格受益良多。卡片箱里收录了中国218名高级将领和地方军阀的详细资料,从身高、体重、相貌特征到性格特点、身份背景及观点言论等等。在有关直系军阀张宗昌的资料中,甚至包括他有38个老婆和情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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