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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印度的民族主义
拉姆·莫汉·罗伊不仅是印度宗教复兴的最早的领袖，也是印度政治觉醒即民族主义运动的最早的领袖。这在印度是一种新现象；以往，印度一向存在着文化统一和地区忠诚，但是，不存在全印度的爱国主义感情。民族主义能在英国统治下发展起来，有着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在于英国人的“优越感”——英国人深信他们是种族的精华，由神注定要永久地统治印度。正如英国政治家约翰·斯特雷奇所说的：
尤其是在暴动之后，有关种族优势的重要学说开始愈来愈支配在印度的英国人的想象力。我自己的家史也许可具体地说明这方面的堕落。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我的两个旁系祖先柯克帕特里克上校和爱德华·斯特雷奇与19世纪后期的英国人非常冒犯地称之为土著妇女的女子结了婚。柯克帕特里克娶了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一位孟加拉小姐，斯特雷奇娶了一位波斯公主；在每种情况下，照家史记载来看，他们这样做没有引起一点恶评，也完全没有毁坏他们的前途。我的叔祖父约翰爵士和理查德·斯特雷奇爵士是19世纪70年代的总督议会的成员，上述联姻在他们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啊。真正的人类社会的这种可怕的后退已大大地消除了——在某些方面不仅仅是消除——英国管理的巨大改进原可能为两大民族的关系带来的好处。
这种种族主义在起义以后特别强烈，在各个方面显示出来——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中，印度人不论其条件如何，不可能升迁到某些等级以上；在社会生活中，印度人被拒绝在某些旅馆、俱乐部和公园之外。在这些情况下，一种对立的文化、民族意识也许不可避免地会渐渐地发展起来。
英国人还由于他们强加于印度半岛的前所未有的统一而促进了民族主义。整个印度首次处于一种统治之下，英国统治下的和乎遍及整块陆地。英国人还用他们的铁路、电报和邮政设施锻造了一种有形的统一。在采用英语作为受教育者的共同语言之后出现的前所未有的语言的统一也同样重要。
英国的教育制度把西方的文学和政治思想的整个主要部分引入印度，也促进了印度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个人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变得对外来的英国统治不利起来。印度的领袖们不仅运用西方的政治原则，而且运用西方的政治技术。报纸、讲台上演说、编写小册子、群众集会、规模巨大的宿愿——所有这些都被用作适合于民族主义磨坊的制粉用谷物。一个民族主义领袖写道：“在政治方面，印度的民族主义已由于欧洲民族主义的力量而得到鼓舞和加强。……新印度所信奉的民族主义伟大人物的一览表中包括如下名字：伯尔达布、罗姆达斯、古鲁·戈文德·辛格、西瓦吉、提普·苏丹和占西的拉尼；在这些名字的旁边，是华盛顿、加富尔、马志尼、俾斯麦、科苏特、埃米特和巴涅尔。”西方的独立运动和印度的独立运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以下的《美国独立宣言》和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成员在“独立日”（1950年1月26日）所发的誓言的节录中，可找到这方面的明显例子：
美国独立宣言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
国民大会党誓言
我们认为，拥有自由、享有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占有生活必需品，以致可以有充分机会发展——这，是其他任何民族的不可转让的权利，也是印度人民的不可转让的权利。我们还认为，如果任何一个政府使一个民族丧失这些权利，并压迫他们，那末，这个民族就有改变它或废除它的进一步的权利。
拉姆·莫汉·罗伊以他的政治、社会改革运动为印度的民族主义打下了基础。他曾设宴庆祝巴黎的1830年革命，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社会改革的强烈兴趣。基本上，正是因为他发起了反对寡妇殉葬的运动，英国政府才禁止殉节风俗。罗伊还为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而工作，帮助创办了英语学校和报纸。后来许多杰出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就是在与罗伊有联系的著名的加尔各答印度教学院首次接触到新的学说。
在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领袖当中，有三个人尤其值得注意。第一个是印度商人达达布黑·挪罗齐（1825…1917年），他在伦敦住过多年，事实上，1892年时，还经自由党提名当选为下议院议员。挪罗齐强调了印度的财富外流到英国这一情况，设法任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去调查英属印度的财政管理。另一个杰出的领袖是血G。拉那德（1842…1901年），他因为担任法官而被取消进入政界的资格，所以，他倾全力于社会、经济改革。在仔细研究了印度的问题之后，他下结论说，最大的需要是在英国的赞助下达到迅速的工业化，他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拉那德的信徒是G·K·戈卡莱（1866—1915年），他也主要对经济问题感兴趣。作为立法会议的成员，他提出了“没有代表席位就不纳税”的口号，他每年关于帝国预算的演说迫使当局多次减税和进行财政改革。
所有这些人在他们接受英国的统治、仅仅试图获得某些让步的意义上说，都是“温和派”。因此，他们进行合作，支持于1885年建立的印度国民大会党。这一团体所提出的目标是要为“印度仍然完全不适于任何形式的代议制机构这一主张”提供“一个无可辩驳的回答”。但是，这种对议会制政体的渴望决不是与对英国的真心实意的忠诚不相容的。曾三次担任国大党主席的挪罗齐在一次主席致辞中宣布：
喂，那么，我们这次开会的宗旨是什么呢？……我简单地提个问题：这个大会是进行煽动、促成反对英国政府的叛乱的场所（众人喊道：“不对，不对。”），还是英国政府的稳定的基础中的另一块铺石呢（众人喊道：“是的，是的。”）？只能有一个回答，你们已经给了。……让我们家男子汉一样直言不讳，宣布我们忠于脊骨（欢呼声），宣布我们了解英国的统治所带给我们的好处，宣布我们充分地意识到英国所给予我们的教育——新的光明，它已源源不断地涌向我们，使我们从黑暗转入光明，并教给我们以新的一课：国王为人民而存在，不是人民为国王而存在。这新的一课，我们是仅仅靠自由的英国文明之光、在亚洲专利主人的黑暗中学到的（响亮的欢呼声）。
这第一代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是大不列颠的赞赏者和合作的提倡者。但是，1890年以后，这些“温和派”受到由“印度革命之父”巴尔·甘加德哈·提拉克（1856…1920年）领导的极端派的挑战。提拉克是一个斗志昂扬的战斗者，试图把民族主义事业从上层阶级的运动改变为人民群众的运动。这一点解释了他对印度教的许多社会习俗的武断的支持，他甚至于组织了一个母牛保护会和支持童婚。但同时，他为工人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资、工会组织的自由、平民军队的创立、普选权以及没有性别差别的自由的义务教育而奋斗。提拉克是个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和报刊编辑，使他的报纸《狮报》成为宣传和教育的强有力的机构。他以诸如“教育、鼓动、组织”、“好战，不要行乞”以及“自由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我将得到它”之类的口号在全国赢得追随者。
19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饥荒和瘟疫促使不满情绪增长；这一点帮助了提拉克的改革运动。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同年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也激起印度的战斗精神。后一个事件特别振奋人心，被看作是对西方占优势这一断言的一个实际的、明显的驳斥。此时，印度政府于19O5年通过了一条法令，把孟加拉划分成两个省：拥有1800万穆斯林和1200万印度教徒的新的东孟加拉与拥有4200万印度教徒和1200万穆斯林的剩余的孟加拉。政府的公开声称的目的是要改善行政管理，因为原先的省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