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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此下去，一定会鹤去楼空的。如果僧寺不早谋救济之出路，必然会被社会蚕食而灭亡的！
二、中国到战后得到胜利，残留下来的中国佛教僧寺，也一定得改变制度，否则，在战后的新中国政治社会之下，对于残存的寺僧或是根本取消！或是给另外制定一种不合佛教原理的制度使去奉行，名存实亡！这种观察。不算是神经过敏吧？因为中国全民抗战，国族决定会复兴起来。但从现在的机构转变上，推想到将来的新兴政治，它要把中国的整个社会翻个觔斗！使全民族都荡动起来！那么佛教也是动荡中的一个浮萍呀！如果现在不去准备力量，不去决定方针，不去规划制度，将来我们的佛教，自然是会被政治的社会的两种力量来消灭！除非我们佛教本身能够有适应新兴社会的办法。就是建设新中国佛教的方针。我们还得谈谈关于今后的世界佛教咧。
三、现在国际演变，神秘莫测。照现状推变，恐怕世界大战的爆发，已不远吧。中日之战，表面虽只东亚两国，但实际上就是世界战争的序幕，因为日本先从贫弱的中国下手，其最后目的在从独霸亚洲到统治世界。那末，中国的抗战，虽说是为着自己的生存，实际上还是为保护全世界人类而抗战。所以相信不久就会从中国国难进到全世界的大斗争了。然而人类是爱好和平的，反战争的，可是如何去减免这大战争，就得促进国际间如何制止侵略国的暴行了。佛教是人世上最主和平的宗教，对于制止侵略战争，不论在大乘小乘，不论在显法密法，有很多的方法，约之有两种原则：一种是以威力制止战争；一种是以德化制止战争。而两者都以大慈悲为本及大方便为门。现在在这世界大斗争的开幕的时候，我们应如何运用世界佛教的力量去消灭这可怕的大战争？或者如何去减轻这万恶的战争？而先之以我们应该如何去联合世界佛教？推动世界佛教？适应今后世界人类需求的佛教？
总而言之，我们本于佛教的信愿和学僧的立场，在现前中国和世界的环境之下，应该讨论两个问题：
我们佛教应如何去适应此中国和国际的大斗争时候？应以如何的方法去建设今后的中国佛教和世界佛教？
这两大问题，常常绞在我们的脑中，觉得非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决不能树立起确切的理论和实际的事功。所以就很诚恳的合写这一封信，敬求各位法师住持佛教的天职，远大智悲，高瞻远瞩，不吾赐教地来讨论两种问题。云山千里，烽火万方，伫候德音，真是不胜盼切祷切之至呢。专此并颂。安乐无量！
弟法尊法舫同启
二月四日写于重庆缙云山
（原载《海潮音》1938年第十九卷第二号）
编后记
法尊法师是现代著名高僧，佛学家，卓越的翻译家，不畏险阻的西行求法者，可称之为当代玄奘。法尊法师为沟通汉藏文化，弘扬藏传佛教，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翻译了大量西藏佛教典籍，并写有不少论著，为藏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是我们研究法师思想的最好资料。随着藏学研究的发展，人们会对法师的著述，深为推重，缅怀法师的功德，比肩先贤，典型百代。
法尊法师，俗姓温，法名妙贵，字法尊。笔名避嚣室主、敬之，瑞伽行者道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二月十四日生于河北深县南周堡村，一九八０年十二月十四日圆寂于北京广济寺。世寿七十九岁，戒腊五十九龄，灵骨塔建在五台山广宗寺。
法尊法师自一九二一年冬于北京法源寺受戒，数十年间高风卓行，大致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六年。法师学习西藏佛教前，先已在五台山出家，遇大勇法师，拜为师，听讲经论，后来北京拜谒太虚法师，又在法源寺受具足戒，受戒后去南京宝华山学戒，最后又到武昌佛学院学习。从出家至武昌佛学院毕业、经过四年，法师对汉地佛学，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武昌佛学院毕业后，回到北京参加藏文学院学习。这是法师学习藏文的开始。当时法师只有二十三岁。一年后，由大勇法师率领藏文学院全体学生出发入藏，开始了法师入藏九年的生活，先后在打箭炉、跑马山、甘孜、昌都、拉萨等地，依止大勇法师、慈愿法师、礼迦大师、格陀诸古安东大师、达朴大师、格登墀巴等学习西藏各种经论。法师在《著者入藏的经过》一文中说；“在康藏留学这几年中间，要算我这一生中，最饶兴趣，最为满意的一幅图画了。”一九三三年，法师接到太虚法师几封信，催促速归办理汉藏教理院事。回汉藏教理院，仅一年有余，法师为迎请安东大师二次入藏，安东大师已经圆寂，法师悲痛已极。在拉萨依止降则法王又学习了不少经论。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六年共十五年，法师两次入藏，遍访名师，广学经论，随学随译，为法师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佛经翻译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主要译著有：《菩萨戒品释》二册，《菩提道次第广论》二册，《密宗道次第论》一册，《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二册，《辨了不了义论释难》二册等。
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法师第二次入藏归来，继续主持汉藏教理院工作，培养了大量人才。并往来于成渝之间，讲经说法。这一阶段是法师一生中作大贡献的时期，译著达到一个高潮。法师几部大的译著出自这一时期，如《地道建立》一册，《现观庄严论略释》一册，《密宗道次第广论》二册，《苾刍学处》一册，《供养上师与大印合修》一册，《入中论善显密意疏》三册，译补《菩提道次第略论》一册，《菩提道次第略论止观章》一册，《修菩提心七义论》一册，以及《辨法法性论》，《七十空性论》，《精研经释》，《缘起赞释》等。著名的著作有《现代西藏》，《我去过的西藏》，《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文读本初稿》等。法师还在《海潮音》等各种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译文和论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师精通西藏语文，不仅可以把藏文译成汉文，而且可以把汉文译成藏文。法师用近四年之功，终于将一部二百卷的《大毗婆沙论》译成了藏文。
第三阶段，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解放后，法师参加了北京菩提学会翻译组，为民委翻译文件，如《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由汉译藏，显示了法师对西藏语文的精深造诣。五五年法师为大百科全书撰稿。五六年后，到佛学院任副院长。这一时期法师写有不少论文，在《现代佛学》上发表。然而，十分遗憾的是法师这一时期的不少译著未能出版，有些已经散佚。我们能够知道的有《五次第论》、《七宝论》、《四百论颂》、《入中论略解》、《俱舍论略解》。这一时期，法师最大功绩是翻译了一部《格西曲扎藏文字典》。
第四阶段，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０年。“文革”期间，法师被打成黑帮，参加体力劳动，把脚砸伤致残。整整十年，法师的翻译工作是一段空白。一九七八年，法师翻译了《菩提道炬论》。法师在圆寂之前，两年半的时间里，还抱病完成了三部有关因明的译著。这三部是《释量论》、《释量论略解》、《集量论》，填补了汉文佛经因明学方面的缺典。这是法师一生中最后一个翻译高潮。
中国的翻译事业，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汉文佛经基本上是从梵文翻译的。在相当于唐代的印度，佛教密宗发展到全盛时期，传入中国的西藏。西藏翻译了大量佛经，其数量远远超过汉文佛经。但有些佛经传入汉地，未传入西藏。汉地和西藏出了不少佛学家，写了不少著作。汉藏文字的翻译从唐代就开始了。吐蕃时期，有藏族大译师管·法成，在敦煌一带，翻译了一些藏文佛经，同时也把汉文佛经译成了藏文，这可能是汉藏佛经翻译的滥觞。元代有沙啰巴，译有《彰所知论》等，清代有工布查布，译有《造像度量经》等，但其数量很少。民国以来，大勇法师率领藏文学院全体学生两行求法，太虚法师创立汉藏教理院，九世班禅在北京成立北京密藏院，北京菩提学会等，翻译藏文佛经蔚然成风。有成就者，大有人在。如大勇法师，能海法师，观空法师，超一法师，严定法师，碧松法师，孙景风、汤乡铭、郭和卿、刘立千、王沂暖、古洗里·衮却多占，虽然我们没有作细致的比较。但也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