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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之救教运动
余前后亲近大师二十余年，对于大师之悲愿与事业，多所闻知。总觉其一切措施，胥由复兴中国佛教之伟大悲愿所激发，实无一毫名利等念 杂其间。故事业之成败利钝，非所计也。大师于幼年，即值清庭变法维新，目睹各处教育当局，往往借经费无出为名，驱逐僧众，占据寺址，提拔僧产。此汹涌之洪流，到处泛滥，几有漂没整个中国佛教之趋势。又见一般护法居士，大声疾呼，劝僧众自觉，劝士大夫等勿任性妄为，复因华山法师示以新学诸书而加以鼓励。大师遂暂置阅藏参禅等静默之修行，出而从事复兴中国佛教运动，参加僧教育会等，是为大师伟大之悲愿及其事业之发端。次觉各处之僧教育会，组织多未臻完善，致弊端百出，又值辛亥革命成功，共和政府成立，大师乃从事组织一完整之佛教团体名曰佛教协进会；期实行其改进佛教之计划，俾隐没多年之佛教教理重放光明；而于停滞之教制，私有之教产，皆加以革新；俾流行千百年之古佛教，适合于现代之中国社会，而成为自行化他之新佛教。果能如是，则非但教产得以保全，且能化民成俗，发挥佛教六度四摄之大用，岂不善哉！大师由伟大之悲愿而推动其佛教改革事业之初步也。
整理僧伽制度
民国三年后，大师掩关于普陀山、对于性相台贤各家之教理，及中外古今诸家之学说，俱作精密而有统绪之研究。著述有楞严摄论等，并于周易及荀子墨子等之学说有所阐明。复撰破神执，订天演等文，以破世间之执着。其尤要者，则为复兴中国佛教之张本，根据戒律，衡量时事，而造成之《整理僧伽制度论》也。盖大师以佛教传入中国已近二千年，历史演变，时有盛衰隆替，自隋唐全盛之后，宋元以降，渐就凌夷，迨有清末叶，衰颓遂达其极。苟无大心菩萨出而振兴之，长此以往，惟有出于灭亡之一途而已，辛亥革命成功，中国已一跃而为共和立宪之国家，则中国佛教之僧制，亦应依据佛制加以修改，使成为现代中国社会所需要之佛教僧制也。此整理僧伽制度论，虽不为一般顽固之寺院所欢迎，甚至为一般狮子虫所反对。但此实救治中国僧制之灵方，亦即大师广大悲愿之结晶也。民国六年，大师出关后，往台湾弘法，并远赴日本考察其佛教组织，愈证明整理僧伽制度论之切要，返沪后，即组织觉社，广事宣传。次为实行此种制度起见，及接管杭州净慈寺，深思以此寺为基础，而推行其改革僧制之计划。不意当时腐恶之势力太强，嫉异憎恨，多方阻挠。大师自觉为此一寺耗如是精神力量，未免事倍功半益少损多，乃放弃净慈，专行教化。
此次推行改革僧制虽未成功，然对于日后之创办武昌佛学院等，实为一有力之动源。
创办僧教育机关
大师以改革僧制，如仅就旧寺使起，必经多次风波，且未必能收成效，所需用之人才，复甚缺乏，必须先办教育机构，训练干部人才，以后推行或可较易。以是于讲经武昌时，与武汉热心护法之居士等，谈及改进佛教，须养成基本干部人才。当时得李开侁居士等之热烈赞助；复觉借用寺庙障难易生，决定自购地基，新创学院，如是遂有武昌佛学院之产生。其中课程虽多采用日本佛教大学之方式，管理制度则参用丛林规约，而朝暮所诵持者弥勒上生经等，内心所依止者，瑜伽菩萨戒本也。故大师尝云“吾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亦即武院此时之口号也。
此学院所产生之人材，现多为各处办理学院之法师。以是武院之学风，影响于全国佛教徒众者甚大，迄今凡办理僧教育之寺院，颇多以佛学院名之，故此十余年来，中国佛教稍露转机者，大师之悲愿所造也。
从事世界佛教运动
世界佛教运动，即是推行佛法于全世界，以阐明真理救济人群之运动。此为大师毕生一贯之大悲救世精神。初于民国十二年夏季，建设庐山大林寺讲堂，邀集各界热心佛法之人士，讲演佛学，当时来听讲者，颇多信仰基督教之中外人士，并时有外国牧师参加，由此遂产生联合世界佛教徒，从事国际佛教运动之思想。为欲使各国人士信受佛法，于是创祖“世界佛教联合会”。至十三年夏，不特有日本代表参加，即德美及芬兰等国之佛学家亦多特来申请加入。大师复以当时世界各国及其人民，无论其做人或立国，皆以本国或自我之利益为前提，而竭力侵略损失他人或他国。故其结果，终必走入战争一途，毁灭自他而后已。如能将大乘佛教利他之思想传布世界各国，或可使其做人立国之思想有以根本改善。盖宇宙万有，悉从众缘所成，绝无孤立独存之个体，欲获得个人之利益。必须先从众人利益做起，苟大众俱能获益相安，则个人之利益，实亦自然而得。是则不仅人与人之间，应相资相成，即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亦必须相助相益，以求共存共荣，不应有损人利己杀人活己之暴行也。倘以此种佛教之真理感化世界人心而获成功，则世界之纠纷自然而解，永久和平不难实现，而中国亦可跻安，即整个世界乐矣。大师依上述之意义，不辞劳瘁，远赴欧美，一方面考察各国之政治、经济、宗教等，一方面应各界之邀请，宣讲佛学，感化人心。在法国巴黎时，发起组织“世界佛学苑”，遍于英德意等国设通讯处，尤以法国朝野人士热心赞助者颇多。此举虽终以经济困难，未克圆满实现，然尔后之改武院为世苑图书馆，及创设汉藏教院，皆世苑直属事业之一斑也。但以时值末法，人心险恶，世界变乱，虽有明师良药，其如不信不受者何。然大师感化世界之目的虽未达，而其悲愿之宏深，终为万世所景仰。
组织学会教会
中国佛教，如前所述，代有盛衰隆替，满清以后，制度分歧，各处寺院，不相连系，若盛若衰，胥视其得人与否而已。迨遘满清之变法维新，为提产兴学之风潮所打击，几全体覆灭，无法自存。故诸高瞻远瞩具大悲心之大德，急起高呼，组织教会，以挽救此岌岌不可终日之危机，大师初期参加各处之僧教育会，又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后复合并为中国佛教总会，亦皆适应当时之需要者也。民国六年后，大师本挽救佛教之大悲心，为整理僧制之准备，于是有中华佛教联合会之组织。十五年后又为适应时局之变化，着僧制新论，复为补救新僧之流币，作《革命僧之训辞》，其受业诸生，则组织“现代僧伽社”等，宣传、鼓吹、推行改革僧制之计划，以求衰颓之中国佛教渐获转机。讵意一般狮虫，非但不能觉悟、奋兴、响应、推行，反以其不利于己之藏垢纳污，从而诋訾、掊击，尽力阻挠之。此诚令人长太息者也。民国十七年后，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有将寺产没收，以举办社会公益之趋势，各处寺院，为此风涛所震骇，始感觉有共谋团结力图挽救之必要。大师适于斯时发起组织中国佛教会，于是麋集于此伟大旗帜下，对于大师之筹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