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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十五题-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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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说,这无关重要。《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说,武德七年,奕上疏,请除去释教,“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短短几句话,却说出反佛的根本原因。前两句讲的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后两句讲的是佛教破坏生产,逃避租赋。这二者都是封建统治者的命根子,是碰不得的。傅奕又说:“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这是从理论上驳斥佛教的。唐道宣选集的《广弘明集》中选了傅奕许多奏折。这些奏本说:“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儒士学中,倒说妖胡浪语。”52,160b。又说:“不事二亲,专行十恶。”52,160c。他又说:“海内勤王者少,乐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内生邪见;剪剃发肤,回换衣服。出臣子之门,入僧尼之户;立谒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结连房。”52,161c~162a。他又说:“西域胡者,恶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犹毛臊,人面而兽心,土枭道人,驴骡四色,贪逆之恶种。”52,163b。这简直是破口大骂,“人身攻击”达到了极点。不过论点还是不出上面说的两点:一是维持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封建秩序;一是保护生产力,保护国家财赋。傅奕临终诫其子曰:“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旧唐书》卷七九。可见他是站在道家和儒家的立场上向佛教猛烈开火,大有不共戴天之势。

第十一题 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 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2)

    现在再谈一谈儒道关系。

    上面已经谈到,儒道两家都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因此,即使有时也难免有点矛盾,但是总起来看,二者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中国历来传说,孔子是老子的学生。不管这是否是事实,它至少反映出二者关系的密切。中国古代有几个皇帝兼奉儒道。比如汉武帝是古代的明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他尊崇儒术,罢黜百家;但晚年却求神仙,信方士,这就接近了道家。夏曾佑在所著《中国古代史》(第256页)中评论秦始皇与汉武帝说:“综两君生平而论之,其行事皆可分为三大端。一曰尊儒术,二曰信方士,三曰好用兵。此三者,就其表而观之,则互相抵牾,理不可解。既尊儒,何以又慕神仙?既慕神仙,何以又嗜杀戮?此后人所以有狂悖之疑也。”不管怎样,这些例子都说明儒道两家是可以并存、可以共处的。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上,儒道两家之间的关系,都不像它们同佛教的关系之紧张。长久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同一个道理。

    最后再谈一谈儒佛关系。

    佛教初传入时,儒佛没有什么矛盾。后汉牟融作《理惑论》,以通两家之义。三国时代,康僧会本身是一个佛徒,却力主调和两家之论。据《梁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康僧会回答孙皓说:“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50,325c。

    两晋南北朝时,儒者或兼采佛教名理以自怡悦,或漠然置之,好像世间根本没有这种学说。东晋时流行的玄学是儒家封建思想的表现。这时佛、儒两家思想互相结合,互相补充,更看不出什么矛盾。孙绰本是儒家,曾撰《论语注记》。又与名僧支遁游,作《喻道论》,阐明孔释本是一家。他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名之耳。”此时儒门之士,多归心佛法,而缁门佛徒,亦不废儒学。所谓庐山十八高贤中的雷次宗、宗炳等都以儒者而修持净土。慧远以高僧而深研儒学,这是最典型的例子。萧梁时,两教并重。这也是大家熟知的事实。北齐颜之推,儒释并重。隋王通以儒者而推崇释、道,大有融合三教之势。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许多义学高僧都出身于儒家士族,这些家族成员一旦失势,又往往寄情于佛学。其中消息,耐人寻味。这些人在转入释教以前,已有儒学和玄学的修养。儒、佛二者关系之密切也概可想见了。玄奘本人就出身于儒家,这个问题以后再谈详见本书第十二题《关于玄奘》……

    在这时候,佛教主要攻击的对象是道教,对于儒家则很少敢于非议。因为儒家是钦定的,非议儒家就等于非议朝廷。但也不是完全如此,只要有机会,佛家总对儒家射上几支冷箭的。比如华严宗判教: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四,大乘破相教;五,一乘显性教。五教之外,还有最低的教:道、儒参阅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第67页……在这里佛家把儒家放在最低的地位上。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华严宗判教,把儒家判到最低级,但是,宋朝的理学家程、朱之流则拼命抄袭佛家学说,特别是华严宗的学说。程、朱宣扬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实际上就是华严宗“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思想的翻版。

    唐朝儒生反对佛教,态度比较一致,理论比较肤浅。最著名的辟佛者是韩愈,他就是肤浅的典型。从他的名著《原道》来看,他大概并不大通佛理。他只是从保护民族文化,坚持中国的学术传统,就是所谓道统,维护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修养经来反对佛教。佛家只讲个人修行,不关心国家大事。这一点使儒者韩愈很不满。一个人一出家就不再从事生产,统治阶级的剥削和经济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这一点更使韩愈不满。他因此就辟佛。他是以唯心主义来反对唯心主义的。他的辟佛实与哲学体系无关。柳宗元和刘禹锡情况差不多。他们基本上都是唯物主义者,但是都尊崇佛教。柳宗元说:“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序》)可见其爱佛之深。刘禹锡也把儒、佛并提,毫无辟佛之意。他又认为儒家“罕言性命”,适合于治世;佛家讲心性,大悲救诸苦,是有神论,适合于乱世。总之,他们俩以唯物主义者而崇信佛教教义,可见也与理论体系无关。看来,他们不过是想在彼岸世界(涅槃)寻求精神安慰而已。

    唐代的儒佛关系,当然不限于上面讲的这些情况,也不限于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几个人。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整个的中国思想史上,儒、佛的关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其间的关系,也是很错综复杂的。因为与我们现在讲的关系不大,我们也就不再细谈了。关于唐代以前的情况,可参阅高观如《唐代以前儒佛两家之关系》,见《微妙声》第1期,1926年11月15日。

第十二题 关于玄奘 关于玄奘

    狮子麦积山石窟第191窟龛左侧下部石雕雄狮狮子是佛教传说中的瑞兽。

    玄奘像日本无名氏绘“玄奘虽然在成佛的道路上多少设置了一些障碍,但是他在印度寻求解决佛性问题的结果却确是:在当世即可成佛。”此画像由日本佛教徒于镰仓时代绘成,细腻地表现了玄奘当年西行求法的坚韧与信心。第十二题关于玄奘佛教十五题

    我们在上面简略地论述了玄奘西行求法的历史背景,其中包括中国情况、印度情况和中印交通的情况。

    玄奘离开中国到印度求法的时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至少有了六七百年的历史,很多重要的佛典已经译成汉文,有的甚至有不止一个译本。翻译组织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体系。佛教教义也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僧侣已经能够自己创造新的宗派,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甚至可以说几乎完全是中国的创造,它实际上已经走向佛教的反面。佛教寺院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大和尚成了僧侣地主,同世俗地主有矛盾,同时又剥削压迫僧伽中的劳动者。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是崇尚道教,有时三教并用,佛教并不特别受到重视。

    在印度方面,封建社会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佛教已经分解成为小乘和大乘,小乘的许多宗派渐趋合并,大乘空、有两宗都已出现。外道势力非常强大,佛教已呈现出由盛至衰的情况。中印两国的交通空前频繁,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的高潮。

    在玄奘活动的时期,中印两国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

    综观玄奘的一生,无论是在佛经翻译方面,还是在佛教教义的发展方面,他都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在这两方面都成了一个转折点。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有所论述。现在我们再谈一谈玄奘个人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1)玄奘的家世;(2)西行求法前在国内的学习准备阶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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