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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就以梁《高僧传》第一卷为基础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在这一卷中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大师几乎包罗无遗。至于摄摩腾和竺法兰等人物，神话色彩颇浓，我在这里不谈。
先将资料条列如下：
《安清（世高）传》：
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50，323b。
羡林案：“胡”字，元明刻经改为“梵”字，下同。
《支娄迦谶（支谶）传》：
汉灵帝时游于雒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
时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以汉灵之时，赍《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
（安）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
先是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孟祥共竺大力译为汉文。50，324b～c。
《康僧会传》附《支谦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50，325a。参阅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49，58c。
《维祗难传》：
以吴黄武三年，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赍《昙钵经》梵本。50，326b。
《竺昙摩罗刹传》：
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50，326c。以下诸人晚于三国。
附《聂承远传》：
承远有子道真，亦善梵学。50，327a。
《僧伽跋澄传》：
（赵正）请译梵文。……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多为梵文。50，328b。下面还有两处提到梵文。
《僧伽提婆传》：
提婆乃于般若台手执梵文，口宣晋语。……更请提婆重译《中阿含》等。罽宾沙门僧伽罗叉执梵本，提婆翻为晋言。50，329a。
《竺佛念传》：
于是澄执梵文，念译为晋。50，329b。
第六题 再谈“浮屠”与“佛” 从“浮屠”与“佛”的关系（3）
《昙摩耶舍传》：
以伪秦弘始九年，初书梵书文。……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汉之言。50，329c。
《高僧传》卷一中有关梵文的记载就是这样。“梵”原作“胡”。“梵”指的是梵文，这是清楚的。但“胡”指的是什么呢？弄不清楚。“胡”原意是北狄之通称，扩大一点，就是夷狄之人，多少含有贬义。在《高僧传》中，“胡”字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指梵文，一指中亚夷狄之文。统观上引材料，有的可能是指梵文，比如昙果、维祗难等传中所说。但是绝大部分指的都是中亚民族语言。支谦等人译经的原本都不是梵文。上引文中《支谦传》的“梵文”，也只能作如是解。下面说他“妙善方言”，可能指他通中亚民族语言。这一点从他们译经时使用的汉语音译中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出来。比如汉译“弥勒”一词，不是来自梵文Maitreya，而是来自吐火罗文Metrak。可是康僧会译《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失译人名在后汉录译《大方便佛报恩经》，支谦译《佛说月明菩萨经》、《撰集百缘经》、《大明度经》、《佛说八吉祥神咒经》，康孟祥译《佛说兴起行经》，支娄迦谶译《杂譬喻经》、《道行般若经》等等，用的都是“弥勒”。由此可见，支谦等译经所根据的原本，不是梵文，而是中亚和新疆一带的吐火罗文和伊朗语族的语言。
24几点想法
现在把上面讨论的问题归纳一下，提出几点想法。
11947年文章中提出的佛教“直接”传入中国论，现在看来，不能成立了。我设想的佛教传入两阶段说仍然维持。我用公式来表达：
（1）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国
buddha→bodo，boddo，boudo→浮屠
（2）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
buddha→but→佛
这两个阶段都不是“直接的”。
2我这篇不算太长的论文解决了中国佛教史上两个大问题：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通过什么渠道？但兹事体大，还要进一步研究。这有待于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J。Fussman，LanguageandCultureamongtheKushans见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StudyoftheculturesofCentralAsia的InformationBulletin；Issue15，Moscow；1989，pp。57～66，其中谈到大夏语，可以参阅……
1989年11月2日写毕
附记
在写作过程中，提供资料，帮助借书，我的两位小友荣新江和钱文忠出了力，附此致谢。
第七题 法显 晋宋时期佛教发展情况
佛教传入中国，到了东晋法显时代，已经约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流传的内容主要有两大体系，一个是以支谶、支谦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学；一个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小乘和大乘都传进来了。从时间先后来看，传法最盛的时代大体上有三个：支谦、竺法护时，所译多般若方等；道安时，所译多有部经论；鸠摩罗什时，大乘之学极为昌明。佛法已深入中国文化了。
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一个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撞，佛教不能例外。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试探、伪装、适应，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最后达到了融合的阶段。到了东晋，应该说这个阶段已经到达了。
从政治形势来看，此时中华大地已经分为南北两区。西晋亡于建兴四年（316年），次年晋元帝即位，是东晋的开始。北方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崇佛更为突出。在南方，则是所谓“衣冠南渡”，北方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为了躲避异族压迫，纷纷南逃。这些人，包括一些国王在内，也都崇信佛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总之，南北两方都对佛教垂青。佛教可以说是在中国已经牢牢地立定了脚跟。
从佛教内部来看，也有几点值得特别提出的。首先是僧寺日益增多。根据唐法琳《辩正论》的记载，东晋一百零四年，共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这个数字是否可靠，不得而知。（请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页574～580）其次僧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僧尼数目与日俱增。再次，名僧辈出，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高僧。最后，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和尚也多了起来。还有一点必须在这里提一下：许多高僧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并不限于北方或者南方，而是跨越地区，跨越政治分界。
佛教虽然已经有了坚牢的基础，但是究其实际却是送进来的成份多，而取进来的成份少。中国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颇亦有人。但是他们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法显前真正亲临天竺者，实如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晋末宋初，就掀起了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受学，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或想寻求名师来华（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分，第十二章）。
在搜寻经典中，一般说来，也不是漫无边际地乱搜一气，而是有目的，有重点。最突出的重点就是搜求印度本土的佛教戒律。只要了解了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段，就会认为，这样做有其必然性。
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僧尼人数日增，僧伽已经形成，这就产生了一个寺院管理问题。人数少了，只需约法三章，就能使僧伽生活正常运行。人数一多，就需要比较详备的条例。我举道安作一个例子。梁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说：
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50，352c）
可见道安门下和尚之多。《道安传》接着说：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50，353b）
可见道安也感到为僧尼立法的必要性。但是他立的法还是非常简略的。同印度那些律比较起来，简直有点小巫见大巫了。
第七题 法显 法显的生平和活动（1）
只有了解了上述的背景，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法显赴天竺求法的目的以及这一次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