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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睡着而把这些经历睡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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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古兰宁根的医院中住了十天，觉得元气渐渐恢复。多数的时间我都在护士的餐厅中与她们一同进餐。第一次当我看见在长长的餐桌上摆着银质餐具和玻璃杯时，我警觉的退了一步。
“你们有宴会！让我把托盘带到自己房间去！”我还不觉得自己能够欢笑和参加社交性的谈话。
我旁边的年轻女孩笑了起来。她为我拉开一张椅子。“没有什么宴会，只是普通的晚餐——而且是十分简单的晚餐。”
我坐了下来，眨着眼睛看那些刀叉和台布——难道有一度我也是这样进餐的吗？而且是一年到头天天如此？像一个野蛮人拘谨地吃第一次的文明餐，我模仿其他人那种悠闲的态度，礼貌地传递面包和乳酪，从容不迫地搅拌杯里的咖啡。
我心中迫切地想与威廉和娜莉取得联络——但如今城外禁止通行，我又怎能办到呢？电话比以前更受限制了。可是医院的接线生终于和喜华森的接线生联络上，我请他们转告碧茜的死和我得到开释的消息。
第二个星期没过几天，医院当局为我安排乘坐一辆往南部去的食物车。我们只能在夜间作这种不合法的旅行，车头灯也不敢开：这批食物本来是要运到德国去的。在阴沉的第二天清早，卡车驶进了威廉那间用砖筑成的大养老院。一位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女子出来应门，然后飞也似的跑下走道报告我回来的消息。
转眼之间，我双手已经抱着文婷和两个侄女。威廉来得稍慢，手中扶着一根拐杖，从走道上一拐一拐地走过来。我们互相拥抱了很久，一边拥抱，我一边告诉他们碧茜患病死亡的详情。
威廉慢慢的说：“我差一点就希望能听到同样关于吉儿的消息，他若能与碧茜及父亲一起就好了。”自从这个高大金发的儿子被解到德国去后，他们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我记得他如何把手臂放在我的肩膀上，在漆黑的街道上把我带到毕伟那边去；我也记得他如何耐心的教我：“柯丽姨妈！你没有配给证！这里没有犹太人！”吉儿呵！难道那些年轻勇敢的人也要像年老、迟缓的人一样有这样不幸的遭遇吗？
我在喜华森住了两个星期，试着适应初见面的那一刻我眼睛所告诉我的恶讯：威廉患了不治之症。只是他自己似乎并没有察觉，每天仍旧一拐一拐地在走道上走着，安慰和指导那些在他照料下的病人。他那时大约有五十多位病人。但如今我不解的是有那么多年轻女孩在帮忙：护士的助手、厨房助理、秘书等。好几天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大多数的“女孩”
都是年轻男子，为了逃避强迫劳动来此避难的，这种抓人强迫劳动的事越来越严重了。
在我里头还有一些东西在扰动，总得到了哈林才能安息下来。当然，娜莉在那儿。但贝雅古屋里有东西在呼召我，招引我，叫我要回家。
但问题是怎么回去。威廉有一辆供养老院办理公事用的车子，但只准许在喜华森城内行驶。经过许多次的电话联络，威廉告诉我，行程已经安排好了。
当我们出发时，路上还没有别的车辆。一路上直到我们约定的地点，我们只越过两辆汽车。在约好的地点，我将换上一辆由哈林来的车子。前面，我们看见一辆车子停在路边的雪地上，看来是一辆黑色高级的长轿车，车牌上显示出是政府的专用车辆，车窗后面装有布帘。我与威廉吻别，然后按照指示，很快地踏入这辆高级轿车的后座。即使在下了窗帘的阴暗车厢中，我也晓得那个坐在旁边的笨拙大块头是谁。
我叫了起来：“赫曼！”
他用那双大手握住我的双手说：“我亲爱的柯丽，感谢神准许我再看到你。”
我最后一次见到毕伟是在往海牙运载犯人的车上，那时他坐在两名士兵中间，光秃的头上受伤流血。如今在车里，他却挥开我的同情，仿佛那只是很小的一件事，不值得再去谈它。
仍像往常一样，他对哈林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当那个穿着制服的司机载着我们在空寂的公路上飞驰时，他把我心中最迫切想要知道的事都详详细细的告诉了我。我们屋内的犹太人全都安全脱险，只有余玛丽在街上被捕以后，给送到波兰去了。我们这一群地下工作人员仍在继续活动，只是其中有许多年轻男孩已经暗地躲藏起来了。
他警告我对贝雅古屋的改变要做心理上的准备。在警卫撤销以后，有好些无家可归的家庭曾陆续进去住了一段时期，只是他相信此刻铺子上面的住宅没有人居住。即使在警卫尚未自贝雅古屋撤销之前，衷心的杜丝已经从舒城监狱中回来了。她重开了钟表店的生意。隔邻的眼镜匠贝其士先生好心在自己的铺子里分给她一点地方。就这样，杜丝从顾客那里取来钟表，然后交给我们的修理匠，让他们在自己家中修理。
等我的眼睛适应车中微弱的光线以后，我对这位老朋友的面孔才看得较为清楚。他那个畸形的头颅上多了几个肉节，牙齿也掉了几颗——但是那次的拷打对他原来就很丑的外型并没有任何影响。他仍旧是那么胸襟宽阔、和蔼可亲。
轿车已开始沿着哈林狭窄的街道向前驶去，越过史班桥，驶过圣柏和教堂阴影下的批发市场，最后进入百德街。车子还未停稳，我已踏出车门，跑进小巷，穿过侧门，投入娜莉的怀中。她和她的女儿们整个早上都在这儿扫地、抹窗、晒床单，欢迎我回家。在娜莉的身后，我看见杜丝站在通往前铺的门槛上，又哭又笑。笑的是因为我回来了；哭的是因为父亲和碧茜，这仅有的两个她所爱的人却永远不会再回来。
我们大家一起在屋子里和铺子中穿插，看看这边、摸摸那边——“记得碧茜怎样摆这些杯子吗？”“记得美达怎样责备游西把他的烟斗留在这里吗？”我站在餐厅外的梯口上，用手抚摸那座名贵挂钟上的平滑木料。我仿佛看见父亲站在那里，甘田跟在后面。
“我们不能让这钟停下……”
我们打开挂钟的玻璃面，把时针和秒针都对准我的腕表，慢慢地拉下钟锤。我终于回到家中来了！于是生活像这座挂钟一样，又重新开始：早上在工作室中修理钟表，午间多数的时候，我会踏着那辆没有胶轮的脚踏车到波士安荷文街娜莉家去。
然而，奇怪的是，我还是没有回家的感觉。我仍在等待、仍在寻找。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在巷中和附近的运河旁梭巡，沿路呼叫着“玛赫·沙拉·哈施巴斯”的名字。在我们隔壁下去三家住着一位卖蔬菜的老妇人。她告诉我当我们被捕的那夜，那头猫在她门口咪呜地叫着，她开门让它进来。好几个月的时间，附近的孩子们联合起来，为“老祖父的猫”带来食物。他们从垃圾桶中找来一些残羹碎屑，有的甚至从他已经食物稀少的餐碟中故意留下一点东西，瞒着母亲，偷偷带来给那头猫，因此“玛赫·沙拉·哈施巴斯”也就一直能保持身体肥胖，皮毛光泽。
直到十二月的中旬，一天晚上她叫它时，它没有再出现，以后也再没有见过它。我继续到处搜索，但心不禁直往下沉。在这个缺粮的荷兰冬天，无论我如何呼叫，都从来没有引出一只猫或一头狗来。
令我感到怅然若失的不单是那只猫；贝雅古屋需要有人去住满它的房间。我记起父亲那夜对海牙那个特务头子所说的话：“我会为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开门……”在这城里没有别的人比那些低能的男女有更大的需要。自从纳粹占领荷兰以来，他们都被家人藏在后房。他们的学校和训练中心都关闭了，因为德国政府把他们划归为不适于生存的一类。很快就有这样一群人住进了贝雅古屋。他们还不能出到街上去。但在这里他们至少有一个新的环境，我也尽量利用工作余暇给他们安排一些节目。
但我内心依然没有安息。我回来了，有了工作，而且很忙——但我是真的忙吗？许多时候，我坐在工作台上开始工作，但突然发觉到自己竟呆呆地坐在那儿望着空间已有一个钟头了。杜丝找到一个父亲亲手训练出来的修理匠，手艺相当高明，因此我在铺子里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不管我要找的是什么或者是谁，他们都不在铺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