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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武德营里的另一个矛盾：我每天都为能重新与人群为伍而献上感谢。但是我在被单独监禁时所不曾认识的是，当你与人群在一起时，你也必须分担他们的忧伤。我们大家都与那些有丈夫关在武德营中的女人一同受苦。在男营那边，刑罚要比这里重；常常听到有枪毙的事。每天一排的枪声，就要引起一阵焦虑的耳语：这次又是多少人呢？被枪毙的又是谁呢？
坐在我旁边工作椅上的妇人，乃是一名热心的共产党员，她名叫傅露。她和她丈夫被捕之前，已经设法把两个孩子托给朋友照料。但她日夜思念着他们，又为她丈夫担忧，因他患有肺病。他在腓立斯工厂旁边的绳索部门工作。每天中午他们设法隔着铁丝网交换几句话。虽然她在九月要生第三个孩子，但她仍每天都把早餐的面包留下来，到中午与丈夫会面时，穿过铁丝网传给他。我觉得她瘦得可怕，尤其对一个怀孕的女人来说。有好几次我把我早餐的面包分一点给她，但她把这一点也留下来给她的丈夫。
尽管我们有忧伤和焦虑——在那里没有人没有这两样的——但在腓立斯工厂里也有喜笑的时候。有时有人出来扮演那位大模大样、傲慢无礼的陆军少尉。有时我们做捉迷藏的游戏。当一个人哼起一首歌时，也会有人此起彼伏地随声附和，直到——
“厚云——厚云！”这个信号可能由任何一个面向窗口的座位发出来。这幢营房建筑在腓立斯场地的正中，任何一位管理营地的官员要到工厂里来，他一定要横过一段空旷的地带。信号一发出，顷刻之间，各人便会各归各位，唯一剩下的响声就是无线电机器零件发出的叮当声。
一天上午，当大家正忙着传递暗号时，一个身手十分敏捷的女监工踏进门来。她向里面望了一眼，异常愤怒，面色涨红，真像“厚云”一样。她尖声大骂，闹了足足一刻钟，然后罚我们中午不准到外面去散步。这事以后，我们采取了一个比较中立的信号：“十五”。
“我装好了十五个针盘！”
在漫长炽热的下午，嬉戏和谈话慢慢停止，大家各自坐下凝思。我在桌旁刻下月日直到九月一日。这日子并非是官方定下的日子。傅露夫人偶然一次说及，通常犯了偷窃粮食配给证的犯人，刑罚是六个月。如果那是我们的罪状的话，加上我们在舒城监狱的刑罚，那么九月一号该是我们开释的日子！
一天晚上，我以胜利的语气，宣告八月已经过了一半时，碧茜警告我说：“柯丽！我们不能肯定。”
我心中有一个感觉，这个日子对碧茜而言，并无关紧要。我望着她坐在小床上，赶在熄灯前，为我缝好套裤上的一条裂缝，就像当年她在贝雅古屋的餐厅中，坐在灯下为我们缝补完全一样。碧茜的坐姿也十分特别。看来她好像是坐在一张高背椅上，而前面脚下铺着的是地毯，而不是坐在一张铁床上，脚底踩着光秃秃的松木地板。当我们到此后的第一个星期，碧茜已经在她的套裤上安了额外的扣子，这样她好将领口在她喉头扣紧。只要把这件事办好，我感到她已经能心满意足地住在武德营，为那些从未听过圣经里面的话的人读圣经，正如她在贝雅古屋的小走廊上为那些饥饿的人分派热汤一样乐意。
至于我自己；我则一天过一天，更迫切地等待九月一号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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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忽然之间，我们好像不必再等那么久了。谣言纷纷，爱玲公主的军队已经到了法国境内，正向比利时进军。这一旅军队乃是在荷兰抗战五日之后，撤往英国的荷兰军队的一部分。如今他们正前来收复失地。
那些守卫显得十分紧张。点名的时间更是令人受罪。那些年老和病了的犯人，只要在点名时来得稍微慢点，便遭受无情的殴打，甚至“红灯队”也开始受惩戒。这些年轻女子通常是囚犯中唯一能享受特别优待的一群人。她们多数都是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妓女。她们入狱不是因为她们的职业——卖淫当时被誉为一种爱国行动——乃是因为她们给德国士兵们传染性病。通常在男守卫面前，她们总是表现一种大胆而轻佻的态度。但如今连她们也得排在笔直的队伍里，罚站好几个钟点。
枪毙囚犯的枪声也愈来愈常听到了。一天中午休息的时间已过，回工厂的铃声响了起来，但傅露夫人没有出现。从明亮的阳光下回到光线不足的工厂里，通常总要一段时间，我的眼睛才能适应过来。慢慢地我看见那一大块黑面包仍留在她的空位上。她的丈夫不在了，留下的面包也没有人吃了。
在希望与恐怖中，我们一天又一天的等待。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谣言之中。有时人们谣传荷兰的反攻部队已经越过荷兰的边界。后来又传说反攻部队给消灭了。也有人说反攻部队一直没有登陆。那些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床边秘密祷告会的女人，如今也都靠拢前来，要求从圣经中获得异兆和预言。
九月一号的早上，傅露夫人生了一个女孩，但只活了四个钟头。
几天以后，我们给远处的爆炸声惊醒了。离点名哨声响起的时间还有很久，但全营的人都已经起来了，在床榻间摸黑转来转去。会不会是炸弹呢？还是炮声？反攻部队必然已经抵达卜拉班城了。很可能他们今天就会来到武德营！
守卫们来到以后，他们的疾言厉色与出言威吓都没有吓到我们。人人归心似箭。每个人都在谈她回家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碧茜说：“家中所有的盆景必然都死光了。但我可以从娜莉那边再移植一些过来！我们要洗窗子，好让阳光照进来。”
在腓立斯工厂里，巫曼先生试着使我们安静下来。他说：“那些不是炸弹，也必然不是枪炮声。只是德国人自己炸毁东西的声音。他们也许在炸毁桥梁。那可能表示，他们已预料敌人会来进攻，但对方的军队并没有到。也许还要等好几个星期呢！”
他的解释使我们颇感沮丧。但爆炸声却愈来愈近，我们的希望也越来越高。如今爆炸声十分接近。我们的耳膜都给震痛了。
巫曼先生在长室里大声喊着：“下巴放松，把口张开，免得震破耳膜。”
午餐是在室内吃的，门和窗子都关起来。我们又工作了一小时——倒不如说是在长椅上又坐了一小时，因为没有人能工作——忽然我们奉命回到宿舍去。在这紧张的时刻，许多妇女跑到铁丝网旁与她们在腓立斯工厂旁边工作的丈夫与爱人隔着铁丝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碧茜在营房外面等着我。“柯丽！反攻部队来了吗？我们自由了吗？”
“不，还没有。我也不晓得。呵！碧茜，为什么我那么害怕？”
男营那边，扩音器里响起点名的信号。我们这边没有命令下来，因此大家都漫无目的地在外面徘徊，耳中听着不知所以的声音。男营那边的扩音器里报着男人的名字，但因相隔太远，听不清楚是谁。
忽然一种疯狂的恐惧抓住了正在等待中的妇女。两边宽阔的营地都笼罩着一种死亡的寂静。扩音器已经不再发声。我们无言地交换眼色，没有人敢呼吸。
接着来福枪声响了。我们周围的妇女开始哭泣。又来一排枪声。接着第三排的枪声。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枪毙犯人的事继续进行着。有人统计，那一天他们共枪毙了七百多个男犯人。
那夜，在营房里大家都睡得很少。第二天早晨也没有点名，大约清晨六点，我们奉命收拾自己的东西。碧茜和我把我们的东西放进从舒城监狱带来的枕头套里，牙刷、针线，一小瓶红十字会送来的维他命油（DavitamonOil）和娜莉寄来的蓝色毛线衣，这些也是十个星期前我们离开营外的检疫站时随身带进来的一点东西。我将那本放在袋中的圣经由碧茜背上移到我的身上。她那么瘦，那本小圣经在她的两肩中隆了起来。
我们整队来到一片空地上，在那儿有士兵把毛毡从敞开的卡车后面传下来。当我们排队通过时，碧茜和我领到两张美丽柔软的新毛毡。我的那一张是白色的，有点蓝色的条纹；碧茜的则是一条白色的，带有红色的条纹——显然这原是一些有钱人家的东西。
正午左右，我们开始离营。我们通过营地里那些单调乏味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