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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显然有字写在上面——但字体那么小，我只好再次爬上小床，把邮票放近用玻璃纸罩着的灯泡下面。
“你储藏室中的手表全部完好无恙。”
全部完好！那么这是说游西、韩克、玛莉和……都安全脱险了！他们大家都安全地离开那间密室！他们大家都自由了！
我禁不住高兴得哭了出来。忽然走道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我匆匆从床上跳下来，把小床再推回墙边。那只传递食物的洞口突然打开了。
“里面为什么那么响？”
“没什么，我不会再这样了！”
门上的洞穴砰然关上。他们怎么逃出来的呢？他们怎能通过士兵的警戒线呢？不必管它了。亲爱的主啊！祢在那里，那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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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室的门打开了，一位德国军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的是女狱长。我贪婪地浏览那身熨得笔挺的制服和一排颜色鲜艳的勋章。
“彭女士。”那位军官用十分流利的荷语对我说：“我有一些问题，相信你能帮助我。”
那位女狱长手中提着一张小凳子，她跳过来把凳子放下，让那军官坐。我瞪她一眼。难道这一位阿谀奉承的女人，也就是管理我们女狱的那位令人问声色变的可怕女人吗？
那军官坐了下来，挥手示意我坐在床上。他那手势流露出一种监狱外面世界才有的礼貌。当他取出一本小记事册，开始读出一串名字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那身皱得不堪的衣服和那十只长长参差不齐的指甲。
我松了一口气，因为自己实在不知道那个名单上任何的一个名字——如今我总算了解给大家同样的称呼“史密特先生”确是一项明智之举。那位军官站了起来。“你觉得身体够好，可以很快前来受审吗？”
又是一种常人应有的礼貌态度。“是的——我——我希望可以。”军官出到门外的走廊上，那位女狱长也赶紧拿起凳子跟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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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日，我坐在床上缝纫。自从娜莉的包裹寄来之后，我就有了一个美妙的新工作：我把红毛巾上的线一条条地抽了下来，在我最近才不穿的睡衣上绣起各式各样的鲜艳图案。一个窗子，上面绣着有绉褶的窗帘。一枝花，上面绣满了无数的花瓣和叶子。当我正开始在睡衣右边的口袋上绣一只猫头时，传递食物的洞口砰的一声开了，随即又关起来。
地上躺着一封信。
我丢下睡衣，向前跳过去。是娜莉的笔迹，我拾起信来。但我的手为什么颤抖得那么厉害呢？
信已经给检查员拆阅过了——而且还扣留了几天：邮戳是一个星期前的。但那总是一封信，是一封家书——是我收到的第一封信。但为何我觉得如此胆战心惊呢？
我打开信纸：“柯丽，你能否特别刚强壮胆呢？”
不！不！我不能刚强壮胆。但我硬着头皮读下去。
“有一个消息，很难落笔。父亲被捕后只活了十天。如今他已与主同在……”
我手里拿着信纸，呆呆地站了很久。阳光从窗口射入，照在信纸上。父亲呵……父亲……我继续读下去。十字叉形的阳光在信纸上闪耀着。娜莉没有详细说明，她没有告诉我父亲是怎样死的，死在何处。也没有告诉我他葬在什么地方。
走廊里椰衣制成的地席上传来脚步声。我跑到门口，面孔紧贴着关闭着的传食物的洞口。“求求你！呵！我求求你！”
脚步声停了下来。洞口的架子掉了下来。“什么事？”
“求求你！我有一个极坏的消息——呵，求你不要走！”
“等一等。”脚步声走了，然后拿来一串钥匙。牢门打开了。
那个年轻女孩递给我一颗药丸和一杯水：“这时镇静剂。”我向她解释说：“我刚才收到这封信，里面说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死了。”
那女孩瞪着我。“你的父亲！”语气中带着不信的腔调。
我忽然发现在她眼中我是多么衰老了。她在门口站了一会，显然因为我的眼泪感到狼狈。最后她说：“不管怎样，是你犯法，自惹其祸！”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那女孩的脚步声也逐渐消逝。我低声说：“亲爱的耶稣，我是多么愚蠢，竟向人呼求帮助，其实祢就在这里。我想像父亲如今终于回到祢那里，面对面的看见祢！想像他与母亲重聚一起，在那光明的街道上散步……”
我把床从墙边拉过来，在日历下又添了另一个纪念日期：
一九四四年三月九日父亲释放了。
第十一章 蓝斯中尉
我跟在一个女狱卒后面——稍微靠右，以免踩在那片神圣不可侵犯的地席上——这条走廊是我以前没有走过的。向右转，走下几级台阶，再向右转……这座监狱真是迷离曲折。终于我们踏出一个细小的座院。天下着微雨。这是五月下旬一个阴寒的早上：坐牢三个月之后，我终于第一次被提出审讯了。
院子的三面围着的都是窗上设有铁栏杆的高大建筑，第四面则是一面高墙，墙前是一排小屋——原来这儿就是那个声名狼藉的审讯地方。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而困难起来，因我联想起在希特勒生日那夜，我所帮助传递过的种种恐怖消息。
“主耶稣！祢也曾被提审过。求祢指示我该怎么做。”
接着我看见一件东西。不论是谁在使用第四幢的小屋，他总有点特别，因他在小屋前栽种了一排郁金香。如今它们已凋谢了，只剩下花茎和枯黄的叶子。然而……“亲爱的主，求祢把我分到第四幢的小屋里去！”
女狱卒停下步来，把那缚在她制服肩上的长披肩解了下来，戴在头上避雨，然后踏上铺了碎石的小道上，砾砾而行。我们经过第一间小屋，第二间小屋，第三间小屋，最后在那座有小花圃的小屋前停了下来，伸手敲门。
“是的，女士！”一个男人的声音。
女狱卒把门推开，举起手臂行了一个典型的希特勒致敬礼，然后迈步离去。那人腰间的皮袋里挂着一枝手枪，身上穿着的是一套有肩章的制服。他把帽子脱下，我注视着那张温文有礼的面孔——他原来就是那位曾到狱中看我的军官。
他说：“我是蓝斯中尉。”随即走到门边把房门关上。“你在发抖，让我把火挑旺些。”
他从一个小煤斗里取出一些煤，把室内那只大肚的煤炉盛满了，一切举止完全像一个典型好心的德国主人在招呼客人的态度。但这一切是否都是一个奸巧的陷阱呢？这种温文有礼的态度——也许他觉得对渴慕温情的犯人采用温和的手法要比施刑更易套取情报呢？“主啊！不要让我这种容易受骗的个性危害了别人的生命！”
那位军官说：“我希望今年春天不会再有多少个像今天这么冷的日子了。”他拉出一条椅子，让我坐下。
我怀着敌意坐了下来。经过三个月，再坐上一张有靠背的椅子，两只手臂竟又可放在靠手上，不期然地心中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煤炉里的火很快就把这间小室暖了过来。我不自禁地松弛下来。我有点胆怯地试行谈及那些郁金香。“它们长得那么高，花必然开得很美。”
“呵！是的，它们开得真美！”他似乎十分得意。“我从来没有种过这么好的郁金香。在家里我们经常都喜欢种荷兰来的郁金香。”
我们继续谈了一阵花卉，然后他说：“彭女士，我很想帮助你，但你必须对我坦白。我也许有能帮助你的地方，但首先你必须对我无所隐讳。”
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这一切友善的态度、好心的关怀，就一直令人半信半疑。如今终于真相大白！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套取情报而作的。可是，用软功又何妨？这原是他们的职责。然而我呢？我也有自己的任务。
有一小时的时间，他不断讯问我。采用各种各样的心理战术，要从我口中套取情报，但这一切诡计都是我们那组地下工作队的年轻人教我学会应付了的。我自觉好像是一个匆匆准备应付一次困难的考试的学生，上了考场才知所有的考题不过都是出自最基本的教材。我很快就发现，原来他们相信贝雅古屋是主谋袭击荷兰各地粮食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