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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鸦雀无声，室内布满了恐怖的气氛。就在那时，我膝上有一种轻微的压力。原来是“玛赫·沙拉·哈施巴斯”跳上我的膝盖，在我身上摩擦着。我轻轻抚摸着它那发亮的黑毛。它今后的遭遇将会如何呢？我更不敢想像楼上那六个人的命运。
自最后一次的门铃响起，至今已有半点钟了。不管是谁在电话那一头，他总算体会到我的意思。显然警报已经发出去了。消息已经传开了，再也没有人踏进贝雅古屋这个陷阱来。
魏灵士显然也想出了同样的结论，因为他忽然命令我们站起来，下到楼下的通道，穿上大衣、戴上帽子。他将父亲、碧茜和我留到最后。在我们前面，那些在贞苏姨妈房间的人从楼梯上走下来。我屏息呼吸在他们群中扫了一眼。显然前来参加祈祷会的人在突袭前多数都已经离开了，但并非所有的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娜莉，跟在她后面的是彼得，最后出来的则是伟廉。
原来全家人都在这里。父亲和他的四个孩子，并一个孙儿。甘田推了我一把。
“继续走！”
父亲从墙钉上取下他的高帽。在餐厅门外他稍停了一下，将那“富丽新”名牌的时钟链锤拉了下来。
他说：“我们不应该让它走尽了链。”
父亲呵！难道你真相信在下一条链锤走尽之前，我们还会回来吗？
街上的雪已经溶了。当我们走出小巷，进入百德街时，沟中积着一漕漕的污水。我们在街上走了才一分钟，但当我们进入警察局的双重大门里面时，我已冻得发抖了。在警察局的通道上，我迫切地向四围打量着，希望能看到罗武或其他我们认识的好朋友，但没有看见谁。似乎是一队德国士兵代替了经常值班的哈林警察人员。
他们赶着我们沿着一个走廊向一扇沉重的铁门走去，那也就是我最后一次看见“猛犬先生”——傅利斯的地方。走廊的尽头是一间大房间，以前显然是个体育馆。窗子开在高高的墙头上，而且都罩着铁丝网，铁圈和篮球圈都用绳子挂在天花板上。房子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有一个德国军官坐在后面。翻筋斗用的棉垫摊开来了，掩住部分的地板。我晕倒过去，跌在一张垫子上。
足足有两个钟头的时间，那位军官忙着把每个人的名字、住址及其他的资料登记下来。我统计了一下与我们一同被捕的人数：共有三十五个人是在贝雅古屋拘捕的。
在我们之前被捕而来的人也都在棉垫上或坐或卧，其中有些面孔是我们认得的。我一直在找毕伟，但他不在这群人当中。被捕之人当中有一位也是钟表匠。过去他常因生意的关系到贝雅古屋来。这人彷佛对我们的被捕特别感到忧伤。他走过来坐在父亲和我的身边。
那位军官终于离开了。自从古屋的警铃响了以后，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可以自由交谈。我挣扎着坐起来，用沙哑的声音说：“快！我们大家必须同意说什么！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可以说实话，可是——”我把未说完的话吞了回去，因我那个给感冒弄昏了的头似乎在告诉我彼得正在极力对我皱着眉头，那副表情是我从来未见过的。
彼得代我说完那句未完的话：“可是如果他们晓得伟廉舅舅今天早上在教旧约圣经，那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
说完他把头向旁边一扭，于是我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当我们走到房间的另一个角落时，他低声说：“柯丽姨妈，那个人，那个钟表匠，他是纳粹警察放进来的奸细。”说完他拍拍我的头，好像我是个患病的孩子。“柯丽姨妈，再躺下去，千万不要再说话了。”
我被体育馆那扇沉重大门打开的响声吓醒了。罗武走了进来。
他大声喊着说：“大家肃静！”然后倾身对伟廉说了几句话，只是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罗武随即又大声说：“厕所在后面，你们可在监视下，每次出去一个人。”
伟廉在我身旁坐了下来：“他说如果我们把那些对我们不利的文件撕得粉碎，那么可以放进厕所用水冲去。”我在大衣口袋摸索。里面有几张纸头和一只装着几张纸币的钱包。我将它们仔细检视，试着思索若在法院时将如何去解释这些东西。除了室外的一排厕所，那里还有一只洗脸盆，旁边放着一只锡杯，用链子绑住了。我满怀感激地拿起那只锡杯盛水喝——这还是从早上喝过碧茜给我端来的热茶以后第一次喝水。
近黄昏的时候，一位警察把一大篮新鲜热面包带进体育馆来。但我咽不下去。我只想喝水，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一再要求他们带我到外面去。
当我最后一次由外面回来时，一大群人已经围在父亲身旁开始晚祷。自我有生以来，我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结束的：他以那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将我们的一切都交托在神的眷顾之下，那确切而诚挚的祷词，历年来没有改变。如今圣经还放在家中的书架上，但圣经的大部分内容都已藏记在他心中。父亲那双蔚蓝的眼瞳似乎能穿透这间封锁、拥挤的房间，也能越过哈林市、甚至越过整个世界。他凭着记忆，背诵诗篇上的话：“祢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祢的话语……求祢照祢的话扶持我，使我存活……”
那夜我们大家都睡得不多。每次有人离开这房，就会踏着一打以上的人。终于光线从墙头上罩有铁丝网的窗口上透了进来，警察又送面包来了。漫长的上午慢慢地过去，我靠在墙上打盹，如今最痛楚的似乎是我的胸口。正午时分，士兵走进屋子来，命令我们站起来走。于是我们各自挣扎着穿上大衣，再次排队走过那条寒冷的走廊。
史美街上摆着警察设好的木栏栅，有一群人聚在栅木后面观看。当碧茜和我扶着父亲走出来时，人群中发出一阵恐怖而带愤怒的声音。他们看见这位“哈林老善士”给拉去坐牢了。警察局门前停着一部青色的公共汽车，一些士兵坐在后排的座位上。人们开始爬上这部汽车。路旁人群中的朋友与亲属有的哭了，有的只是瞪大着眼瞳，呆呆地望着碧茜和我扶着父亲的双臂朝警局门前的台阶下面走去。忽然我们都停住不动了。毕伟被夹在两个士兵中间，没有帽子，也没有穿大衣，颠颠危危地从我们身旁走过去。他那光秃的头上满布着瘀痕，干了的血粘在颚下的短须上。他并没有抬头，他是给拖上车去的。
父亲、碧茜和我挤在前面的一个双人座位上。从窗口上我瞥见文婷站在人群当中。那是个晴朗的冬日，空气中金光闪耀。车身震荡地向前开动。警察在旁清道，车子开始慢慢向前驶去。我迫切地望着窗外，对哈林的一切恋恋不舍。我们越过批发市场，圣柏和教堂的墙在明如水晶的亮光中闪耀着闪耀着千变万化的灰色。奇怪的是，这一切的情景对我都不陌生。
忽然我记起来了。
那个异象！德军入侵的那晚我所见到的异象！目前这一切的景象我都见过的。伟廉、娜莉、毕伟、彼得——我们大家都在这里——被拖着越过市区的广场，完全违背自己的心意。这一切都在那个梦中出现过——我们大家都将离开哈林市，无法再回转。但我们将到哪里去呢？
第十章 入狱
出了哈林市，汽车沿着海岸向南驶去。在我们的右边是一堆堆隆起的沙丘，沙丘顶上出现许多士兵半面的侧影。我们显然不是被解往阿姆斯特丹去。
车行进两小时，我们终于抵达海牙市。汽车在一座崭新的行政公署前停了下来。人们窃窃私语，这就是全荷兰纳粹警察的总部。车中除了毕伟似乎站不起来以外，我们大家都奉命整步，进入一间大房子里。在那儿又是登记姓名、住址、职业等等，依循前例再来一次。令我震惊的是在房内一排高高的柜上竟也出现了魏灵士和甘田。当哈林解来的犯人到达登记台前时，他们当中一个就会倾身向前面一位坐在打字机前的人说话，随即打字声就劈劈啪啪地响了起来。
那位首席审讯员的眼睛忽然落在父亲身上。他喊着说：“那个老人！他也要被捕吗？喂，你这老头子！”
伟廉把父亲扶到登记台前。那位秘密警察头子倾身向前说：“老头子，我愿意送你回去，只要你答应以后不再惹麻烦。”
我看不见父亲的面孔，只看见他挺直的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