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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要担心的事情，就是荷兰严寒的冬天。这一年很少下雪，但天冷的早，严冬又迟迟不去。市内燃料十分缺乏。公园里和运河沿岸的树木都逐渐开始失踪，人们偷偷地把它砍下当柴烧了。
每家室内都是既潮湿又阴冷，这对老幼特别不利。一天早晨，我们在餐厅读经时，基士没有来，后来在工作室也没有看见他。他的房东发现他冻死在床上，洗脸盆中的水都结冰了。我们为这位老钟表匠穿上六年前我们举行百周年庆祝会时他曾穿过的那套漂亮的西装和背心，把他埋葬了。
春天姗姗来迟，我们在傅利斯夫妇所寄住的狭小寝室中开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庆祝我五十一岁生辰。
一个星期之后，四月廿二日，嘉图一人来到贝雅古屋，她一进门就哭了。“那班愚蠢的青年简直疯了！昨天晚上其中有八个人离开屋子，当然一下子就给拦截逮捕了——他们连腮旁的胡子也懒得挂。纳粹的秘密警察毫不费力地从他们身上获得一切的情报。”
接着她告诉我们，清晨四点的时候，他们的住宅遭突击检查。但嘉图获释，因他们发现她不是犹太人。“可是其他的人包括傅利斯和波亚太太都给逮捕了。呵！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以后三天，嘉图每天由清早到宵禁都留在哈林警署，不断请求任何一个荷兰和德国官员准她与丈夫见一面。当他们把她赶出去，她便站在街口对面的人行道上，默默等待。
礼拜五刚好是正午休息的时间，前铺中挤满了顾客。突然一个警察推门进来，他稍微迟疑了一下，随即走进后面的修理室内。他名叫罗武，就是当君士达第一次为我们送粮食配给证来时在场的那位警察。他把帽子脱下，我再次看见他那耀眼的橙红色头发。
罗武说：“这手表还是走得不准。”随即脱下他的腕表，放在我的工作台上，又将上身前倾。难道他有话要说吗？是的。“傅利斯明天要解到阿姆斯特丹去。如果你想见他，今天下午三点准时来。”随即又放高声调说：“你看见了吗？长针在表面顶端走得不顺。”
那天下午三时正，嘉图和我踏进警署的双重大门，值班的警察正是罗武本人。
他粗声地说：“跟我来！”他领我们穿过一扇门，沿着天花板很高的走廊走去。最后我们在一个上了锁的铁门前停了下来。他说：“在这里等。”
铁门那边有人开了门。罗武进去了好几分钟，铁门又打开了，站在我们前面的正是傅利斯。罗武退后站着，傅利斯张臂拥抱着嘉图。
罗武在旁低声说：“你们只有几秒钟。”
他们分开来，彼此凝视着。
罗武再说：“对不起，他必须回去了。”
傅利斯吻吻他的妻子，然后庄严地握住我的手。我们眼中都是泪水，傅利斯第一次开口说话：“我会利用我的处境——无论他们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我都会用它为耶稣作见证。”
罗武抓起傅利斯的肘臂。
“傅利斯！我们每天会为你多次祷告。”门关时我哭了出来。
虽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我直觉到这是我与我们的“猛犬先生”最后一次的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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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我们开会讨论罗武。碧茜和我还有一打左右为我们传递消息的男女青年都在场。如果罗武肯冒他自己安全的危险来通知我们关于傅利斯被转解的消息，那么也许他也应该加入我们的工作阵营。
我大声说：“主耶稣，我们现在的决定可能危及我们大家与罗武。”然而就在说话的时候，我心中对罗武这个人突然涌起十分确切的信心。但我同时也在想，不晓得还有多久我们要依靠这种“知人之明”的直觉而行。
我派了一位少年人在第二天罗武下班时去跟踪他，打听出他的住处。如今那些年龄较大的年轻人，因有被抓去工厂作工的可能，因此我们只在晚间差派他们出去，而且多半的时候要乔装成女人。
第二个星期，我上罗武家去拜访。进门后，我说：“你不晓得我们多么感激你设法让我们跟傅利斯见面。我们该怎样才能报答你呢？”
罗武用手理了理他那头发亮的头发，说：“有一件事你或者可以作的。我们监狱里有一位负责清扫工作的妇人，她有个役龄的儿子，曾两次险些被他们抓去。她心急要找一处地方给他住。”
我说：“我也许能帮忙。你想她能借口要修表来见我一趟吗？”
第二天，杜丝来到贞苏姨妈的房门口，那时我正在忙着与两位新来的志愿工作人员谈话。由于我们的地下工作越来越需要花时间，我只得把楼下钟表铺的工作交给杜丝和父亲。杜丝说：“楼下有个样子滑稽的小妇人。她说她叫美芝。又说告诉你是罗武叫她来的。”
我在餐厅里见到美芝。握手时我觉得她的手异常粗涩，显然是由于多年来洗擦地板的缘故。她的下颏上长了一小撮毛。我说：“我听罗武说你有一位你引以为荣的儿子。”
“哦！是的。”美芝一听立刻面露光采。
我将她带来的古老大闹钟收了下来：“明天下午来取你的闹钟，我希望到时会有好消息。”
那夜我们听取我们情报人员的报告。这个漫长酷寒的冬天逼使好几处的人愿意冒险收容难民。哈林市附近，有这样的一个郁金香农场，但那个农场主人说，要收取费用才肯冒这个险。我们必须付出相当的数目，而且他只收银币，而非纸币，此外还要另加额外的粮食配给证。很少“主人”会所取费用；但如果有人要收费，我们当然乐意付给。
第二天早上，当美芝来时，我从皮包中取出一张小额的银行本票，将其中一角撕下。我说：“这是给你儿子的，今晚叫他到顾堡去，等在去冬被砍下的一颗树桩子旁边，面对着运河站着。这时会有一个人过来问他有无办法兑换银行本票。你的儿子就要拿这张本票与那人手中的一角对合，然后跟着那人走，不要问什么问题。”
美芝用那双粗糙如砂纸的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这时碧茜正好走进餐厅来。美芝说：“我会报答你的！总有一天我会设法报答你的！”
碧茜和我相视一笑，对我们所面临的庞大需要，这个简朴的小妇人又能帮上什么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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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就这样一天天的扩展，每当我们有一个新的需要，立刻也就有一个新的解决方法在等待着我们。比分说，借着毕伟，我们认识了一位在中央电讯局工作的人，他工作的部门专门负责处理接线与截线。经他在电线和电话号码上动点小技巧后，我们的电话很快便接通了。
那天当后墙上静默了三年的老电话第一次响起来时，我们真是何等兴奋！我们又是多么需要它呵！因为如今有八十个荷兰人——包括年老的妇人，中年的男子再加上我们那群青年人——一同在我们这个“机构”中工作，有时我们戏称自己是“神的地下工作人员”。这些人多数彼此没有见过面；我们尽可能减少大家面对面接触的机会。然而大家都知道贝雅古屋是总部，是情报网的中心，是纵横错杂的线头之总结。
如果说电话给我们带来不少方便的话，它同样也带给我们新的危险——这正如我们每次要新添一个工作人员或新设一个联络站一样。我们把电话铃的响声拨到最低的音量，紧紧供我们能听见的程度；可是当电话铃响起时，谁晓得会有谁正好经过我们后房的走道呢？
我们同样也要担心，街头上下那些好奇的眼睛，究竟还有多久他们会继续相信这间小小的钟表铺生意果真那么好？不错，修理钟表的生意确是十分兴旺，我们店中仍有许多真正的顾客出出入入。可是来往的人群毕竟太多了，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宵禁的时间如今改由七时开始，这么一来，在春天与夏天的晚上，工作人员根本不可能合法地在街上走动。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正是宵禁前的一小时半，我不耐烦地坐在工作台后面，思想着上面种种的问题。有六个工作人员尚未回来，又有那么多的线索必须在七点之前整理就序。其中有一件事是，今天是月头第一天，君士达应该把新的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