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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每天的散步途中，父亲与我目击这种病症日益扩散。商店橱窗上开始贴出这样的标记：“不接待犹太人。”公园的门口有这样的告示：“犹太人免进。”市立图书馆、餐厅、戏院前，甚至我们所熟悉的音乐厅的侧巷，那个多年我们驻足站着倾听音乐的地方，到处都贴出了类似的标语。
当一个犹太人的会堂着火时，救火车来了。他们不忙着灭火，唯一肯做的只是防止火势蔓延到会堂左右的建筑物上去而已。
一天中午，当父亲和我照例在所熟悉的街道上散步时，人行道上开始闪烁起许多黄色的星。原来许多男女老幼的上衣和外套上都带有一颗六角星，星的中间则绣有“犹太人”的字样。我们一面走着，一面希奇原来我们每天所遇见的人当中竟有这么多是犹太人。那位在批发市场上读“世界船运消息”的男人，也有一颗星缝在他笔挺的西装上。我们称他为“猛犬先生”的亦是如此，这时他脸上的皱纹显得更深了，嘘声呼唤他两只爱犬的声音也显得格外尖锐而紧张。
最可怕的是常有犹太人失踪。往往一只表修好了，却挂在铺子后面好几个月没有人来领取。在娜莉所住的那一区，有一间房子突然神秘地空了出来，园中的玫瑰花圃都长满了杂草。有一天我们街上康先生的铺子没有开门。中午当我们走过他的店面时，父亲上前敲门，看看是否有人病了，但无人应门。一连好几个星期，康先生的铺面都是紧关着的，楼上的窗户亦是漆黑无光，毫无声息。尽管那个铺子仍是关着的，但不久之后，一个加入国家社会党的家庭搬进了铺子上面的公寓。
我们永不晓得这些犹太人究是被纳粹党的秘密警察给逮捕去了呢？还是在这样的恶运尚未发生之前他们已经自行逃匿了。但我们确知一件事，公开在街头逮捕犹太人的事越来越多，军方也不再给予任何的托词，竟毫无顾忌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这些事。有一天父亲与我散步回来，发现批发市场上有士兵与警察列队排成的双重警戒线。一辆大卡车则停在渔市场的门前，一群戴着黄色六角星的男女与孩童正依次地爬上大卡车的后座。我们实在看不出他们为什么要拣选这个时刻，这个地点做这样的事。
“爸爸！看这些人多可怜！”我叫道。
警察排成的警戒散了，好容卡车通过。我们目送直到卡车消失在街头的转角处。
父亲也应声说：“那些人真可怜！”但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发现父亲的眼睛望着的却是那些士兵，他们正在重新组队准备离开。“柯丽，我怜悯这些可怜的德国人，他们触及神眼中的瞳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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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碧茜和我时常谈论，假如有一天机会来临，我们能为我们的一些犹太朋友做点什么。我们晓得在沦陷区的初期，伟廉曾为那些住在他家中的德籍犹太人找到躲藏的地方。最近他也把一些较年轻的荷兰犹太人从自己的养老院中移到别处去了。他说：“我不将老人迁移到别处去，我们不会伸手加害我们的老人！”
伟廉有一本特别的住址簿。他晓得好些乡村地区的农场，那儿德国占领军的数目较少。事情真来时，我可以去问伟廉。
一九四一年的十一月，也就是德军入侵后的一年半左右。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当我踏出门外，摺起百叶窗时，一组四人的德国士兵从百德街上走下来。他们头上所戴作战用的钢盔正遮过耳际，肩上则背着来福枪。我慌忙退回门内观看。他们边走边查对各店铺的号码，终于他们在对街魏勒先生的皮货店门口停了下来。其中一个士兵从肩上取下他的来福枪，用枪托用力撞着铺门，正当他要再举起枪托撞门时，门哗的一声打开了，四名士兵一拥而入。
我快步跑上餐厅，碧茜正在餐桌上放置餐具。“碧茜！赶快！魏勒家出事了！”我们回到铺子的前门，看见魏勒先生正被一位士兵逼出门外，来福枪的枪口正顶着他的肚子。当魏勒先生给枪口逼到人行道上去后，那名士兵又重新回到铺内，用力关上了店门。只是没有在当时就逮捕魏勒先生。
接着我们听见屋内玻璃破碎的声音。士兵们把皮货大把大把地抓了出来。虽然时间尚早，但街上已有一大群人围过来观看。魏勒先生呆呆地站在原地，动也不动。
突然他头上的窗子打开了，衣服像雨点般地落在他的身上：睡衣，衬衫，内衣裤。这位可怜的老皮货商机械式地弯腰捡起掉下来的衣物。碧茜和我跑过街去帮他。
碧茜焦急地低声问：“你的妻子呢？魏太太在哪里？”
老人只是楞楞地对着她眨眨眼。
我说：“快进来！”一面匆匆地从人行道上捡起剩下的袜子和手帕。“快点跟我们进来。”
我们把这位张惶失措的老人推进贝雅古屋，父亲已经在餐厅里面，他起身与魏勒先生握手招呼，丝毫没有惊讶的表情。也许父亲泰然的神情使这位皮货商稍微松弛下来。他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到阿姆斯特丹探访妹妹去了。
碧茜说：“我们赶快找个电话，警告她不要回家。”
正像大多数的私人电话一样，我们的电话线早在占领期之初就被切断了。城市内好几处地方倒都有公用电话，但每个信息都会被电线另一端的公共电话收集站所收集。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家庭通电话，报告这边出了事是否对呢？如果魏太太不能回家，那么她可以住到哪里去呢？魏勒夫妇他们今后要住在哪里？当然不能叫他们与她妹妹同住，他们很快便会被查出来的。父亲、碧茜和我互换了一个眼色，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了出来：“伟廉！”
这又是一件不能用公用电话的传递的信息，必须有人亲自去，而我显然是最佳人选。在占领期间，荷兰的火车既脏又挤，原来只须一小时的火车车程如今几乎花了三个小时。当我终于在午后抵达伟廉那间大养老院时，他恰巧不在，但文婷和他们二十二岁的儿子吉儿则在家。我告诉他们今晨在百德街所发生的事，又将魏勒夫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地址给了他们。
吉儿说：“告诉魏勒先生在天黑时准备出发。”
几乎九点了——新的宵禁时间——吉儿才在敲通街巷的门。他将魏勒先生的一包衣服夹在自己腋下，在黑夜中把这位老人带走了。
两个星期之后，我才再见到吉儿，问及那夜的情形时，他只是露齿对我笑笑。那是一个明朗、缓慢的微笑，是我从他还是孩子时便喜欢看的。
“柯丽姨妈，如果你打算以后替地下工作人员工作，就必须学会不发问题。”
那便是我们所听到有关魏勒夫妇的最后消息。然而吉儿的话一直回旋在我脑际：“地下工作……如果你打算以后替地下工作人员工作……”难道吉儿也属于那个秘密不合法的地下组织？伟廉是不是也一样呢？
谁都知道荷兰有一个地下组织——至少谁都这样怀疑。许多暗中破坏的事件都没有在我们受管制的报上发表，但各地谣传纷纷。有个工厂给炸毁了，一辆满载政治犯的火车被人中途拦截，有七个、十七个或七十个政治犯在逃。谣言愈传愈壮观，谣言中所论及的这些事都是我们认为在神眼中所不当作的。偷窃、说谎、杀人，难道这些是神在这种时候要人作的事吗？基督徒在恶势力掌权的时候应当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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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德国士兵搜掠魏勒先生的皮货店一个月以后，父亲与我在一次散步途中，看见一件十分不平凡的事，使得我们俩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步来。那位绰号“猛犬先生”的男人正像往常一样，踏着一高一低的短腿步伐，沿着人行道向我们走来。过去那个十分显眼的黄色六角星如今已不再显得那么刺目了，那么是什么——是什么使我觉得不对劲呢？是那两头狗！那两头狗没有跟他在一起！
他从我们身旁走过，但显然没有看见我们。父亲和我则不约而同地转身跟着他走去。他转了好几个弯，我们越来越觉得不好意思，这样没理由地跟着一个人。虽然多年来父亲与他相遇时，总是触帽为礼打个招呼，但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