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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透过修理室的玻璃窗向铺子里望去，碧茜正站在收钱的柜台后面与一位顾客谈话。其实她不是顾客，只是一个讨厌的妇人。我认识她，她是来讨教买表的知识的，然后就会到对街新开的表铺康先生那儿去买表。但父亲与碧茜似乎都不介意，这类的事最近越来越多了。
待那妇人一离去，我就冲了进去，手中拿着这只泄漏秘密的试管。
我哭着说：“碧茜！呵，碧茜！那液体变黑了！我们怎么对她说呢？我们该怎么办呢？”
碧茜很快地由柜台后走过来，用手臂怀抱着我。父亲也从后面走了出来。他看看试管，看看碧茜，又看了看我。
“柯丽，你做的绝对准确吗？每一个步骤都正确？”
“是的，爸爸。”
“亲爱的孩子，我也相信你做的绝对正确，但我们仍须得到医生的判断。”
“我这就去。”我说。
于是我把那难看的液体倒进一个小瓶里，匆匆跑过被雨水冲洗得滑溜溜的哈林街道。
黄医生又请了一位新的护士，我在候诊室中默默地等了半小时，心中万分难过。终于他的病人全走了，黄医生把那只瓶子带进他的小化验室里。
不久他出来对我说：“柯丽，你没有做错，你的姨妈最多还能再活三个星期。”
回去后我们全家聚在钟表铺里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妈、安娜姨妈、父亲、碧茜和我都在场（娜莉要到晚上才能教完书回来），大家都同意应当让贞苏姨妈立刻知道这件事。
父亲这样决定：“我们一齐去告诉她，不过由我来作开场白。”然后他突然脸露光彩地说：“也许她会因自己一生的成就感到欣慰。她素来就极看重个人的成就，又有谁说她的看法不对呢？”
于是我们这小小的行列就踏上了楼梯，向贞苏姨妈的房间走去。父亲敲敲门，贞苏姨妈在里面应了一声：“进来。”随即又像她惯常所作的一样加了一句：“请随手关门，免得死亡走进我的门来。”
她坐在那张桃花心木制成的圆桌子旁，正在写另一篇为军人中心筹款的文章。但当她见到这么多人一齐进来时，立即放下手中的笔，目光由一个面孔移到另一个面孔，最后落在我的身上，然后突然略有所悟似的喘起气来。这是礼拜五早上，而我还未上来向她报告检验的结果。
父亲温柔地开口了：“我亲爱的姨姐，有一个快乐的旅程是每个神的儿女迟早都要走的，有些人要两手空空地见他们天上的父亲，但你去时，却是带着丰富的礼物！”
安娜姨妈大胆地启口：“你所组织的会社……”
妈妈接着说：“你一切的著述……”
碧茜说：“你所募捐来的巨款……”
我也开口说：“你的演讲……”
但我们这番用意良善的话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在我们面前，这张一向骄傲的面孔突然起了皱纹。贞苏姨妈双手掩面、大声痛哭起来。她泪痕满面，啜泣着说：“虚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我们能给神带什么东西去呢？祂哪里会把我们弄的一些小把戏挂在心上呢？”
我们站在那里愕然不知所对。突然，贞苏姨妈放下双手，脸上的泪水仍继续不断地涌流着，她竟开口低声祷告说：“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我们必须空手来到祢那里。我感谢祢，因祢在十字架上已完成一切的工作。我们或生或死只要能确定这点就够了。”
妈妈双手抱紧了她，她们拥在一起。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晓得自己方才目击的是一个神秘的奇迹。
那是父亲所说在需要时才赐下的一张火车票。
过了一会，贞苏姨妈把手帕一挥，再擤一擤鼻子，这表示我们流露情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她开口说：“如果你们能让我再安静一下，我还可以完成一些要办的事。”
接着她向父亲瞥了一眼，那双素来严峻的眼睛如今竟含着一丝诙谐的笑意，是我从前从未见过的。她干脆利落地把我们都打发开，并说：“嘉士伯，我不是说工作要紧，也不是说它们对我的前途还会有多么大的影响，我只是不愿留下一张凌乱不堪的桌子让他人去收拾。”
在贞苏姨妈去世四个月以后，那张等待已久的请柬终于来了，伟廉邀我们大家去听他第一次的讲道。他曾在维杜生城作了将近一年的助理牧师，如今教会差派他到卜拉班城负责一间自己的教会，卜城坐落在荷兰南部，是个风景优美的农村。在荷兰改革宗的教会里，一位牧师在他就任的第一间教会讲第一篇的道，乃是一件最隆重、最快乐不过的事。在那种场合之下，即使是最不重情感的人也都要为之动情。家人与朋友们往往会千里迢迢地赶来参加盛典，并且一同欢聚数日。
卡莱从他作助理牧师的地方来信说，他也会来，而且渴望能见到我们大家。但我认为他那个“大家”两字含有特别的意义，因此我加意地烫贴衣服，怀着狂喜期待的心情收拾着行李。
那几天妈的身体特别不好。坐在我们火车厢的角落里，身子缩成一团。每当火车向左右猛烈摆动时，她就紧握着父亲的手，甚至骨节都发白。当我们大家注视着车窗外成列的白杨木，欣赏着六月时分特有的青绿景色时，母亲则注目望天。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但妈呢？她则沉醉于天上的浮云、阳光和远处蔚蓝的天空。
梅德村的居民和伟廉教会的教友，人数在近几年来都已逐渐减少。然而这教堂本身乃是在早年教会十分兴旺时建筑的，因此十分宽敞。对街伟廉和文婷的住宅亦然。若与我们的贝雅古屋相比，他们的房子可真是宽敞得惊人。在起初的几个晚上，因天花板离地面太高，以致我不能入睡。后来叔叔、舅舅和表姊妹们并好些朋友都相继来到。然而不管有多少人住进来，我仍觉得这幢房子的一半是空荡荡的。
在我们抵达后第三天，当我应门时，站在门外的正是卡莱！他的肩膀上还粘着好些火车上掉下来的煤灰。他把他的棕色旅行袋往我身后的走道上一扔，就握住我的手，把我拉到门外六月的阳光下。他兴高采烈地说：“柯丽！郊外景色真美，让我们散步去。”
从那天起卡莱与我就成了同进同出的一对。我们没有一天不散布的，而且每次散布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们顺着小村的各条小道向各方面走去，而且越走越远。我们脚下所踏过的泥路与哈林砖铺的街道是多么不同。在这样的时刻中，有谁会相信欧洲的其他地区正陷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残酷大战中。而这种近乎疯狂的悲剧正越过大西洋日益散布，报上说美国不久也会参战。
在这中立的荷兰，六月的阳光却日日普照大地，只有少数的人像伟廉一样，坚持这次的战争也是荷兰的悲剧。他的第一篇讲稿就是以此为主题，说到欧洲和世界都在改变，无论那边得胜，原有的生活方式都必然一去不返。我环顾周围的听众，他们都是个性倔强的村民和农夫，很显然这样的信息并不受他们的欢迎。
讲道完后，一些朋友和较远方的亲戚开始上路，但卡莱和我仍旧继续缠绵下去，不舍得分开。我们散布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们常谈到卡莱的将来，但是突然间我们谈的不再是卡莱将来要作什么，而是“我们”将来要作什么。我们希望将来也有一幢像伟廉和文婷他们那么宽敞的牧师住宅，容我们任意装饰。更令我们雀跃的是我们发现我们对于家具、花卉、甚至自己所喜爱的颜色都有相同的意见。只是对于儿女的数目我们意见不同：卡莱希望有四个孩子，我则坚持要六个。
我们什么都谈，只是“结婚”二字从来没有在我们中间被提起过。
一天卡莱到村子里去，伟廉从厨房里出来，手中捧着两杯咖啡，文婷手里也拿着一杯咖啡跟在后面。
伟廉一面把咖啡递给我，一面用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对我说：“柯丽，卡莱是否让你相信他是——”
“认真的呢？”文婷接口说完他的话。
我不由自主地满脸飞红，嗫喏地说：“我……不……我们……为什么？”
伟廉的脸也红了。“因为，柯丽，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事。你不了解卡莱的家庭，在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