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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两种不同层次的所谓“消逝”，也就相应引出了不同层次的“发现”。但无论“消逝”也好，“发现”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关于“视力”的问题，都可以对观察者的视力作点智慧上的估价，都可以说三道四。
按逻辑推说，假如一个事物在空间里“消”了，在时间中“逝”了，那又如何能被“发现”呢？看来，这中间有着语言和历史的误会。如果没有一种智慧的眼光，那么，就会对仍然遗存的玛雅文化视而不见，这就是16世纪到19世纪发生的情形；而一旦人们获得了文化学研究的眼光之后，“消逝”的玛雅又重现了它往昔夺目的光彩，一个又一个被遗忘的玛雅故址被发现，直到最近，1992年9月23日，埃菲社还报道了玛雅金字塔群的最新发现。
神秘的玛雅，消逝的文明，还有“金字塔”，这类词句无形中给人语言的误导。语言，不仅容纳着理性的概念，也覆盖着情感的意象。当我们对某个事物缺乏必要的了解，那么，情感化、主观性的想象力便张开了它的翅膀，去占据没有硬梆梆物质的虚缈太空。外部世界的观察者最初目击玛雅文明时，必然惊异于它那种与众不同的异域情调，对它那些辉煌精美的建筑、雕塑、工艺的惊叹夹杂着不可思议的情绪震动，而那些几乎未能破译的象形文字更是强化了人们的智力、理解力受挫后难以名状的困惑。于是玛雅便被冠以“神秘”的形容。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文化衰落，即玛雅文明在公元10世纪的退潮，尽管只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现象不完整的描述；但是，一旦离开了特定的学识背景，就被文学化手法说成玛雅文明“消逝”了。这一点，我将以最大的兴致在下一节辨析一番。“神秘”加上“突然消逝”，再加上诸如“金字塔”、“宇宙天文学”之类“连现代人都无法企及”的说法，岂不令人神魂颠倒、想入非非之境！难怪关于玛雅文明的介绍，还有南美印加文化的介绍，多少都沾染了一些神秘主义的气息，引入了“玛雅人是X星球来到地球开发的一支遗民”之类荒诞不经的理论。
这是语词的误会！也是语言的诱导。是面对巨大的文化差异性时人们本能的情绪，在没有足够的知识与实证情形下的白日梦。离开了对人类的自信，来谈论文化便只能求助于神或者“外星人”了；离开了对人类各民族文化的相对主义理解，才会使人产生荒唐可笑的想法。
历史上，当用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塞满脑袋的第一批远航者来到新大陆时，他们简直怀疑印第安人是不是人类。因为《圣经》告诉他们上帝如何创世，如何保育人类，那上头没有皮肤棕红的印第安人这一支。而玛雅文化受到了进一步的评价，一位主教大人称之为“魔鬼的勾当”，将上干卷玛雅经书付之一炬，这才使玛雅文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正是殖民者让玛雅文明在16世纪以后数百年间真正地“消逝”了。
直到1875年，西班牙人安东尼·德·雷开始报道他的“新发现”，玛雅文明才引起了极大反响。他考察了位于今墨西哥恰帕斯境内乌苏马辛塔河左岸的帕楞克古城遗址，“发现”了那些玛雅先民的伟大杰作。在他之后，美国人约翰·劳埃德·斯蒂文斯（John Lloyd Stephens）也游历了玛雅地区，写下引人入胜的游记，掀起一股玛雅热。其实，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个叫莫德思托·盂德斯的人，于1848年作了探险考察。他没有获得什么结果，无功而返，因为神奇传说中的那座玛雅城市蒂卡尔（Tikal）当时已被丛林、草莽、泥土所掩盖。
中美洲的热带丛林覆盖，草莽泥土的掩藏，这些并不是真正造成“消逝”而需要“发现”的原因。草木泥土挡不住人们的慧眼，而来自文化的视盲症才最为有害。尤卡坦半岛上最重要的现代城市梅里达（Merida），即墨西哥尤卡坦州府所在地，1542年建立殖民城市，是殖民扩张势力在玛雅地区的中心。梅里达的附近就有玛雅古代最重要的几座城市，包括玛雅潘（Mayapan）、乌斯马尔（Uxmal）这样赫亮的名字。然而，戴了眼罩的人们对于眼皮底下的文化成就并没有多看一眼，听任它沉睡数百年之久。
我们不难看出，对玛雅文化重新燃起的热情是伴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只有到了19世纪，人们才渐渐获得了新的文化眼光，人们才“发现”了玛雅文明的价值。上述几位西方探访者，正是在那个意义上来到玛雅的土地。
可以说，玛雅的“发现”是一种眼光的“发现”。
我们已经在玛雅发现了什么？我们还可以在玛雅发现什么？我们不仅仅是在玛雅的废墟里找到了些古文明的踪迹，而是找到了人类文化中那种依靠人内在的力量去解决生存与发展课题的自信，找到了一种无论多么“神秘”都始终坚持实证的思想武器这一信念的意义。不断去“发现”玛雅，就是要不断地抛弃偏见、成见，也同时抛弃醉眼朦胧或瞑目玄想的臆见和幻视。与发现一词相连的是事实。
谜一样的消逝玛雅文明的“消逝”，不知怎么会被夸张到这样的程度。不仅“消逝”，而且要说“突然消失”，“谜一样地失踪”，竭尽渲染、夸张、戏剧性之能事。
究其实，真正的玛雅问题学者只是提出了一些再正常不过的学术上的疑问。他们只是在研究的开始阶段，未曾充分占有考古资料、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对玛雅人辉煌的古典时期文明在10世纪时衰落感到兴趣。一时并无确凿的材料来说明古典期文明衰亡的原因，于是便提出了种种假设，同时也就有了“消逝”这种不确切的说法。
在人类文明史的研究中，类似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并没有人大惊小怪。好比说，没有人会赖皮缠似地追问周口店洞穴中的那一群北京猿人是否神秘地“消逝”了四五十万年，他们是否去外空旅行后又返回，成了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如果这例归谬尚不足以令人服气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文化遗址往往是有兴有废，有始有终的。考古学家在玛雅南部地区若干遗址看到它们衰败的迹象，可以有许多解释，就是不可以有任何梦呓般的违背事实的歪曲。真正的学人，不会为了保持某种神秘性，为了追求读者廉价的好奇心，而故意无视日益清晰的事实去胡说八道，哗众取宠。
日益清晰地被揭示出来的考古事实表明，古典玛雅文明在其鼎盛期之后，于9至10世纪迅速衰亡，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但多少又被曲解了。衰亡仅仅发生在玛雅南部地区，并不包括整个玛雅文明在内。事实是玛雅文明的重心北移了，当南部地区一大批文化中心沉寂之时，尤卡坦半岛的北部原野上却展开了灿烂的文明场景。像最著名的玛雅潘、奇岑－伊扎、乌斯马尔等城市，继续兴盛了500年，直到西班牙人入侵真正给玛雅古文明画上句号为止。这个在北方存在的玛雅文明就是学界所谓后古典期。
可见，通常把所有的玛雅文化历史都以南部低地的兴衰史来解释，该是多么严重的误导呀。
或许是受了玛雅文明消逝说的影响，一些介绍不自觉地夸大了古典期玛雅和后古典期玛雅的差异，也就是早期所谓古帝国与新帝国的区别。实际上，尽管10世纪以后的后古典期玛雅文化带上了来自墨西哥的托尔特克（Toltec）入侵者的文化烙印，但是，玛雅文化的连续性并不因这点风格差异而有所变质。诚如我们在《谁是玛雅人》一节中所指出的那样，整个中美洲地区文化渗透非常普遍，一个严格的界限不仅难以硬性规定，而且也无此必要。否则我们反而会陷入概念化，忘记“玛雅”无非是我们从数以百计的城市中心之一“玛雅潘”借用过来，用以描述这一地区互相关联的人种、语言和文化集团。
那么，抛开严格意义上的“消失”，多少有点儿来得突兀的“衰落”，其原因何在呢？
鉴于玛雅地区农业状况，地力衰竭问题被提了出来。一块土地用了数年后便不再有肥力，必须经常轮作，烧荒辟新田。当城市中心周围可开垦的土地资源耗尽时，这个城市中心的好景便走到尽头了。这个观点却无法解释众多城市几乎同时的衰败，也许是整个地区的气侯发生了不利于玛雅农业的骤变，杂草疯长，达到难控制的程度。丛林日益向城市逼近，像沙漠吞噬绿洲二样，毁坏了玛雅人生存的基础，或者是疫病流行，导致人口锐减，损伤了文化的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