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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是《远征记》的主人公。对于这个主人公，《远征记》的作者所持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作者欣赏伊戈尔为了国家挺身而出的行为，歌颂了他在战斗中勇敢无畏的精神；另一方面，作者也批评了他为了追求个人荣誉而擅自出征的自私举动，指出了伊戈尔的行为给罗斯带来的灾难。史诗写的是伊戈尔的远征，但史诗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却是“金言”和“哭诉”。在描写了伊戈尔失败的远征之后，作者让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对众王公“吐露了含泪的金言”，他在——列举了俄罗斯王公和军队的荣光之后，也严厉地批评了伊戈尔的行为和王公们的内讧：
雅罗斯拉夫和符谢斯拉夫的所有子孙！
请把你们的军旗低垂，请把你们残钝的宝剑插进鞘中。
因为你们已丧失了祖先的光荣。
因为你们已以自己的动乱
开始把邪恶的敌人
引向俄罗斯的国土，引向符谢斯拉夫的财宝。
要知道，正是由于你们的内讧，暴力才从波洛韦茨人的土地上袭来！
伊戈尔被俘后，山川草木为之动容，伊戈尔的妻子更是悲痛万分，她“像一只无名的杜鹃”，一大清早就在普季夫尔的城楼上“哭诉”，她质部风，质问河，最后质问太阳：
光明的，三倍光明的太阳啊！
你对任何人都温暖而美丽，神啊，你为什么要把你那炎热的光芒
射到我丈夫的战士们的身上？
为什么在那干旱的草原上，你用干枯扭弯他们的弓，用忧愁塞住他们的箭囊？
伊戈尔之妻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十分感人。从她的这段“哭诉”，不难看出 《远征记》与民间创作传统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史诗中的一些固定修饰语 （如“钢铁的矛”、“快捷的马”、“黑色的犬”、“灰色的狼”等等）、取自大自然的象征等等，也都是取自民间歌谣的。
在《伊戈尔远征记》成书的年代里，在欧洲还出现了另外几部史诗，它们就是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这几部史诗曾被并称为欧洲中世纪的“四大英雄史诗”。将《伊戈尔远征记》与另外三部史诗比较一下，可以发现一些相近的地方。首先，它们写作的年代很相近，都在十一至十二世纪，写成后均被埋没了数个世纪，又都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时由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而被重新发现；其次，几部史诗均表达了忠君爱国的主题思想，并塑造了勇敢的骑士和战士形象；最后，几部史诗都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主人公不是被俘，就是战死，但最后，在每部史诗的结尾处，又都有作者添加的或多或少的乐观结尾；熙德手下的勇士在决斗中战胜了作恶的两公子，查理大帝领兵替罗兰复了仇，伊戈尔也最终逃回了祖国。另外，几部史诗中都有宗教意识的渗透、民间文学的影响，等等。这些共性表明，以《伊戈尔远征记》为代表的古代俄罗斯文学，已开始接近西欧的文学发展水平。《伊戈尔远征记》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由俄罗斯古文献专家穆辛一普希金在圣雅罗斯拉夫尔寺院中发现的，原稿不幸在1812年的莫斯科大火中被焚，幸有几个临摹抄本留存下来。《远征记》被发现后，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了学者和文学家的极大兴趣，人们解读、翻译它，撰文研究它。据不完全统计，《伊戈尔远征记》拥有的俄文译本就有近百种，许多著名诗人都曾译过它。研究 《远征记》的著作和论文数以千计。数年之前，在乌克兰的基辅还举行过纪念《伊戈远征记》诞生八百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为俄罗斯古代文学的丰碑，《伊戈尔远征记》也引起了俄罗斯以外的学者和读者的关注，被译成几十种外文。在中国，1957年出版了由魏荒弩先生翻译的中文译本。
由于《伊戈尔远征记》这部史诗的过于完美，由于《伊戈尔远征记》出现时基辅罗斯文化水平的相对落后，有人曾怀疑《远征记》的写作年代，认为它系后人的伪笔。这座俄罗斯古代文学中的丰碑过于突兀，确实容易让人生出疑心。但绝大多数俄罗斯学者对这一意见持反对态度，从诗人普希金到当今的利哈乔夫院士，都为《伊戈尔远征记》作过有力的辨护。
第四节 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的文学
十三至十五世纪，是俄罗斯民族历史上一个沉重、屈辱的时期，长达二百七十余年的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中断了俄罗斯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程。蒙古鞑靼人攻占俄罗斯的土地，将一座座作为文明中心的城市夷为平地。另一方面，由于草原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极强，不善经济和文化建设，所以也没有给俄罗斯文化添加进什么东西。长达近三个世纪的统治，这一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给俄罗斯文化带来的影响，仅局限地表现为不多的外来词汇、装饰艺术中的某些主题和封建上层人士的服饰等。普希金曾说道：“鞑靼人不似摩尔人。他们征服了俄罗斯，却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代数学和亚里斯多德。”
在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古罗斯民族开始出现分化，后逐渐演变为俄罗斯 （又称大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兄弟民族。真正独立的俄罗斯民族文学，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是民间的还是王公阶层的，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充满反对异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民间创作中，英雄史事长诗在继承古老的史事诗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人们歌颂俄罗斯的勇士，歌唱罗斯往日的荣光，借以激起人们与入侵者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有一首史诗讲述绰号“红太阳”的基辅公弗拉基米尔公的伟绩，描写他如何在基辅的城门前击退了鞑靼入侵者。在这一时期的史事诗中，基辅和基辅大公是一个中心形象，它和他均被视为往昔的民族荣耀的象征，同时也是鼓舞人民的现实的力量源泉。这一时期，在一直未被征服的诺夫哥罗德等“自由”公国里，也流传着一些史事诗，如关于瓦西尔·希斯拉耶夫、关于萨特阔的歌谣等，这些史事诗描述的是和平生活，反映了诺夫哥罗德等地丰足的生活和维持独立的强大力量。
这一时期，在民间创作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体载，即史歌。与史事诗不同，史歌中的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实的，所述事件也是在较近的时间里发生的。史歌实际上是关于现实的歌，只是对于后代来说它才是“历史的”。历史中的人物往往是普通人。这些人物及其功勋，有些被记录进了后世的书面文学，有些则在民间世代相传至十九世纪。
蒙古鞑靼人占领时期，编年史的写作大多中断了，只在莫斯科等地出现了规模较大、价值较高的编年史。这一时期书面文学中最醒目的一个体裁，是所谓的“战事故事”。战事故事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基础，虽然有个别杜撰的细节；这种故事往往带有一些宗教色彩，但它仍是接近民间创作的世俗文学。这类故事中最著名的有这样几部：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米哈依尔·雅罗斯拉维奇大公在奥尔德遇害的故事》、《谢夫卡尔的故事》、《顿河彼岸之战》、《马迈大战记》。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由两个故事组成，第一个故事叙述蒙古可汗、成吉思汗的孙子率军攻至梁赞城下，梁赞大公尤利派儿子费多尔去求和，拔都要求费多尔献上妻子，费多尔断然拒绝，被拔都杀害，费多尔之妻叶芙普拉克的西闻讯抱子跳楼自尽，尤利公率军前去迎敌，兵败，拔都焚毁梁赞城；另一故事叙述梁赞税收官叶夫帕季·科洛夫拉特率一队勇士与鞑靼军激战，最后英勇牺牲。故事带有宗教色彩，梁赞公一家的灾难被说成是神因他们的罪孽而给他们的惩罚，但是，故事也说明了封建王公的不和是鞑靼人连连获胜的原因，更写出了毫迈的誓言：“宁可英勇地死去，也不过受奴役的日子。”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被认为是《伊戈尔远征记》之后最珍贵的文学文献，是战事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
《米哈依尔·雅罗斯拉维奇大公在奥尔德遇害的故事》，说的是特维尔公被莫斯科大公暗害的事，从侧面抨击了封建王公间的自相残杀。《谢夫卡尔的故事》叙述是1327年发生在特维尔的一场反抗蒙古鞑靼人统治的人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