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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对比的手法。“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更增强了。
《复活》是托尔斯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长斯艺术探索的总结。小说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撕下了贵族阶级的“一切假面具”。
小说根据一个真实的生活事件写成。它由描写一件冤案开头，对沙皇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法庭、监狱、教会等国家机器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抨击。玛丝洛娃是一个“半养子、半家奴”的孤女。她三岁时死了母亲，被地主收养。刚长大成人时就遭贵族少爷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屈入狱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自私堕落的贵族地主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同她相遇，并认出被告正是自己过去奸污过的少女。他忽然“良心发现”，并开始为解救玛丝洛娃四处奔走，最后竟毅然放弃自己贵族身份的架子随玛丝洛娃一起流放。聂赫留朵夫的忏悔深深地打动了玛丝洛娃，最后她原谅并爱上了他。小说以精神上复活的玛丝洛娃为不连累聂赫尔留夫而与政治犯西蒙松的结合告终。
监狱和教会，是托尔斯泰批判的重要对象，通过对监狱的描写，托尔斯泰彻底暴露了俄国法律草菅人命的罪恶本质。如托尔斯泰所说：“法院无非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对我们的阶级有利的现行制度罢了”。对俄国的监狱，托尔斯泰又说道：“在一个使得奴隶制度合法化并且维护奴隶制度的国家里，真正的公民的唯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而官办教会，则是用教义来麻醉人民以达到统治目的的又一手段，貌似神圣的宗教活动只是教士们勒索钱财、养家糊口的生活手段，他们所宣传的信仰，只是为残忍的社会制度辩护的工具。在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四处奔走、到处说情的过程中，作者为我们展现了官场腐败黑暗、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和凄惨的景象。
玛丝洛娃的悲惨命运，是对整个剥削阶级的控诉。她曾经是个道德纯洁、天真朴实的少女，是聂赫留朵夫自私虚伪的贵族本性改变了她的生命、命运。小说中怀孕的玛丝洛娃在风雨中追赶火车的情景有力地谴责了聂赫留朵夫的冷酷和无情。作者描写了此时玛丝洛娃的悲愤心情：“他，在灯火明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的靠椅上，说说笑笑，喝酒取乐。我呢，却在这儿，在泥地里，在黑暗中，淋着雨、吹着风、站着哭泣……”可以说，聂赫留朵夫是逼迫玛丝洛娃堕落的第一个人，因为她从此已不再相信纯洁的道德原则了。在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这两个人物身上，作者还突出表现了“复活”的主题，描绘了他们从纯洁到堕落，又由堕落走向精神上新的“复活”的过程。在玛丝洛娃的“复活”过程中，政治犯对她的影响是很大的，她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她很快地接受了他们“反对上层人”的思想，并导致了她最后同西蒙松的结合。“复活”以后的玛丝洛娃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天真的少女了，她已成了一个富有利他主义精神的新人了。聂赫留朵夫的复活，是从他见到不幸的玛丝洛娃后受良心的谴责开始的，他对玛丝洛娃的帮助带有浓厚的赎罪色彩。但随着他四处奔走，接触了社会许多方面的黑暗以后，他最终将对自己的罪恶的认识上升到了对整个统治阶级罪恶的认识，他的同情心也由对玛丝洛娃一人扩展到了对整个劳动阶级。“复活”的结果，使他彻底否定了自己所属的阶级，并全身心地站到了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来。
托尔斯泰的作品不仅在思想上达到了真实和客观的高度，而且在艺术上更有独到之处。他善于在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从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多变的心理活动来挖掘人物的内在本质，这种注重描绘心理过程本身、准确捕捉千变万化的内心活动的手法，被人们称为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这种写作手法揭示了人物内心活动的奥秘，就如“一个人的思维的内在运动图案”，使人们看到人物的心理活动是“怎样从一些思想、感情中引伸出另一些思想、感情来的”。这种手法至今为许多作家所借鉴。托尔斯泰也是一位语言巨匠，他的语言朴实、浑厚、流畅，在不同的情节中富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准确地传达出作者的主观情绪，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托尔斯泰的出现将十九世纪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世界文学的前列，也为十九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列宁高度地评价了托尔斯泰的创作，他说：这位“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以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列宁的评价是客观而公允的。
第四节 契诃夫
契诃夫（1860—1904）是俄国十九世纪末一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自己在中、短篇小说和戏剧方面的艺术探索实践，被人们誉为艺术上的“革新家”。
契诃夫生活在农奴制最黑暗和1905年革命的前夕，在他的作品中，不仅充满了对旧生活的批判，更弃满对新生活的向往。他的创作在继承前辈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二十世纪的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于1860年出生在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一个普通商人家庭。他的祖先曾是农奴，到他祖父时才用钱买得了全家人的自由。在贫穷的家中，和父亲严厉的管教下，契诃夫度过了并不愉快的童年。15岁时，他的全家迁往莫斯科，契诃夫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和读书。1879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他开始在各地行医。行医生涯使他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扩大了他观察生活的视野，对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契诃夫在中学时期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酷爱戏剧。在大学期间，他就以安东沙·契洪特的笔名开始在《蜻蜓》、《蟋蟀》等幽默杂志上发表作品，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生活和创作经验，又迫于生计，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带有肤浅、缺乏思想深度和迎合时尚的倾向，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一些滑稽故事和诙谐小品，如《在剃头店里》（1883）。1883年以后，实诃夫发表了一些优秀了短篇小说，如《在钉子上》、《胜利者的胜利》、《胖子和瘦子》、《一个官员的死》、《勋章》、《变色龙》（1884）、《普里希别叶夫中士》 （1885）等。在三千余字的《变色龙》中，作者讽刺了巡官奥楚梅洛夫这个虚伪奉迎、见风使舵的“变色龙”形象。当奥楚梅洛夫以为咬了赫留金手指的那条狗是普通人家的狗时，他扬言要弄死这条小狗并处罚它的主人；但当他听说狗的主人是将军时，立即额头冒汗，全身哆嗦。作者通过一个人对狗的态度的转变，讽刺了巡官那种“变色龙”的本性，人们可以从这个笑话里，感受到许多残酷和丑恶的东西。《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则借一个愚昧的沙皇军警的形象抨击了农奴制制度。在契诃夫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表现出了一个虽出身低微、但却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自发的民主主义倾向。在作品中，作者也多有对“小人物”的描写，但作者除同情他们的悲惨境遇外，更多的是对他们软弱无力、失去自尊、卑躬屈节的指责。《在钉子上》就表现出了作者对“小人物”的厌恶。对“小人物”这一主题的挖掘在契诃夫后斯创作中也有所反映。
八十年代中翔，契诃夫对俄国现实的不满加剧，他的作品中开始有了一些表达下层人民悲哀与不幸的“严肃”作品。《哀伤》（1885）、《苦恼》（1886）、《音尔师》（1885）和《牡蛎》（1884）、《万卡》（1886）等，其中，以《苦恼》和《万卡》为其代表作。在这一阶段，契诃夫于1890年抱病对库页岛 （萨哈林岛）考察是他该时期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萨哈林岛这座远东的苦役犯流放地，契诃夫目睹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苦难与灾害，使他在最阴暗的地方加深了对沙皇政府本质的认识，促使他对自己过去所信奉的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产生了动摇。《第六病室》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小说通过对一所精神病院和病室里的各种弊病的描写，表现了俄国就是一座精神病院、一座大监狱的主题。“疯人”格罗莫夫就是其受害者之一。他本来是个有头脑的人，与“健康人”拉京医生相比，他更善于思索，更有判断力，而不正常的社会却将他视为“疯子”，关进监狱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