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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历程,发现它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的特征:
首先,俄罗斯文学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高度的责任感。俄罗斯文学向来很少是消谴和游戏,“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在俄罗斯一直没有太大的市场,对现实生活的干预,对非正义势力的抨击,一直被俄罗斯文学视为已任,所谓的“公民精神”,始终贯穿在整部俄罗斯文学史中,赫尔岑曾说:“我们整部的文学史,不是殉道者的传记,就是苦役犯的名单。”杰出的俄罗斯文学家,许多都同时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激进的思想家和进步的斗士。他们将文学当作斗争的武器,他们通过文学为社会的平等和自由而呐喊、而呼唤。从十二月党人作家到民粹派作家,都将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当成文学首要的任务。俄罗斯文学中著名的所谓“问题小说”,就是这一有社会倾向性的文学最典型的代表。1841年,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第一次向农奴制度提出了尖锐的质问,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以及杜勃罗留波夫的论文《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等等,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改革的问题。这些作品的题名,是一个个悬挂在俄罗斯人意识中的巨大问句,它们象征着文学对社会的干预,也体现了俄罗斯文学家们面对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列宁曾将俄国的人民解放运动划分为贵族革命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这三大时期,在这里的每一个时期中,文学都是革命者手中的思想武器,从十二月党人的抗议诗歌,到“三个斯基”(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战斗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再到体现工人阶级愿望的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史现象是,许多俄罗斯作家都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他们同时也是思想家和革命家,或是社会改革家,如拉季舍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等。许多文学家还为社会、为正义的事业做出了牺牲。为宫廷所不喜欢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相继死于决斗;拉季舍夫自尽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十二月党人的领袖之一雷列耶夫被绞死;赫尔岑、奥加辽夫终身流亡国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临刑前的一刹那间方获特赦;先后遭受流放、被判苦役的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拉廷斯基、屠格涅夫、谢德林、别斯图舍夫……俄罗斯文学,与社会一贯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是社会进步思想的体现,是为正义而歌的有倾向性的、有责任感的文学。其次,俄罗斯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真正成熟的俄罗斯文学,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在此之前的文学皆可视为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准备阶段。而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又可视为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史。二十、三十年代,普希金以他积极的创作探索完成了俄国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四十年代的“自然派”崇尚真实和对现实的批判态度,该派实为“现实主义流派”的同义词;“三个斯基”的美学理论,对俄国现实主义创作上的探索作了总结,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创作原则,从而使俄国现实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阶段;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现实主义艺术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他对社会生活准确的概括、对社会不平有力的揭露,他对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对其社会理想的竭力宣扬,都具有撼人的艺术力量。直到列宁提出的“反映论”和世纪末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实践,十九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经历了一个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发展过程。
十九世纪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早已引起过广泛的研究,人们注意到了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上和组织上的自觉性,注意到了它在融合了浪漫的、心理的等诸多文学流派之积极因素之后所体现出的丰富性,注意到了它在无情批判现实黑暗的同时所体现出来的追求光明追求理想的正面色彩。除此之外,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是成就斐然。按恩格斯的说法,现实主义的定义就是努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翻开俄罗斯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光彩夺目的“典型性格”琳琅满目,他们组合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文学形象陈列馆。“多余人”是俄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类型的第一个人物就是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这一性格的内涵就是:贵族出身的人士在目睹了现实的黑暗之后有所震动,经过智慧的思考和良心的忏悔后开始不满现实,对本阶级有所叛逆,但同时,他们距另一阶级又相隔遥远,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因而整日无聊、甚至痛苦地生活着。不满社会,却又无力改变现实,欲脱离本阶层却又寻不到新的依附,因而,他们成了“多余的人”。当然,“多余的人”并不多余,他们反而体现着一种相对进步的意识,体现着社会变革的必然。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也塑造了毕巧林这一“多余人”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也出现了分化,一种“多余人”沦为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中的主人公,整日睁着眼躺在床上;一种转化为屠格涅夫小说《罗亭》中的主人公,是“思想的巨人和行动的矮子”。再往后,这类人物又进一步发展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忏悔的贵族”。在俄国文学的形象长廊中,既有这样一些以贵族阶层和知识阶层人士为原型的人物,也有刻画下层人民的肖像。“小人物”这一文学类型,同样是由普希金所莫基的,他在小说《驿站长》中对一个卑微的驿站长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刻的同情。之后,果戈理的《外套》等小说、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的许多篇章、涅克拉索夫的许多诗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所有的小说,直到高尔基笔下的“流浪汉”,等等,都是对被压迫者充满深情的描写。通过这些感人的形象,俄国文学体现出了强烈的民主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一点,又引出了俄国文学的又一特征,即其所具的高度的人民性。
俄罗斯文学的人民性,不仅表现为它对人民疾苦的描写、对人民不幸的同情上,更表现在它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人民意志的自觉遵从上。俄罗斯的进步作家,往往难能可贵地能超越本阶级和利益,转而站到人民立场上说话。在十九世纪,除少数自学成才者和一些出身贫寒的作家外,多数俄罗斯作家系贵族血统,但他们却一直是农奴制度最激烈的反对者。十二月党人的贵族起义,目的在于推进社会的变革;拥有巨大庄园的大贵族托尔斯泰,经常向农民分发自己的财产,还穿上粗布衣吃起粗茶淡饭过农民的生活,最后还抛弃了作为地位象征的雅斯纳雅。波里雅纳庄园。这分别发生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历史之首、尾年的两个事件,似乎具有概括性、象征性的说明意义。俄罗斯文学的人民性,还表现在它与民间创作的紧密联系上。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不长,没有太多的文学传统可供直接继承,因此,除了来自欧洲的文学影响外,俄罗斯民间的文学创作便变成重要的文学源泉之一。许多作品直接取材于民间故事,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的诗歌,果戈理的“夜话”,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故事”等等。在阅读许多俄罗斯作家的传记时,我们经常能看到,在他们的童年,往往有一位向他们讲述动听的童话和民间故事的外祖母或奶娘,也就是说,往往是民间文学的乳汁哺育出了他们的文学天赋。这也是一个象征,说明着俄罗斯文学与民间文化与生俱来的联系。在整体风格上,民间文学对俄罗斯的诗歌,小说和戏剧都有着深层的渗透。
俄罗斯文学所具有的这些大的特征,实际上又是相互联系的。文学对社会倾向性的承担,就会要求文学在写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和文学与社会之关系上的民主性质;深刻的人民性,则决定了文学真实反映现实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性、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是俄罗斯文学总特征的三个不同侧面。
正是由于俄国文学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