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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恶魔》和《重僧》，莱蒙托夫的另一首长诗《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 （1837）同样表现了作者那种不畏强暴、争取平等和自尊的精神。反抗沙皇的是一位平常的商人，他的勇敢在于他不畏沙皇伊凡雷帝手下亲兵的淫威，为维护自己的尊亚而击败了对手。他虽然被沙皇处死，但他的精神却令统治者胆寒不已。这首诗写于诗人第一次流放高加索的途中，诗人运用民间历史歌谣的形式，以古喻今，歌颂了维护尊严、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正义之举。
发表于1840年5月的小说《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小说所塑造的主人公毕巧林揭示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部书在当时就轰动了俄国社会，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精典作品之一。
毕巧林是一位英俊而富有的贵族军官，他聪明过人、精力充沛，但他的行为却与其外表不相符。他在服役时骗取了契尔克斯姑娘贝拉的爱情，但很快又抛弃了这位美丽的姑娘，导致了贝拉的惨死。继尔他又向自己并不爱的梅丽公爵小姐表示爱情，以从别人手里争夺女人表示对庸俗世风的鄙视，但当梅丽一心爱上毕巧林时，他又拒绝了梅丽，给梅丽带来极度的痛苦。维拉是毕巧林过去和现在都深爱的女人，但维拉的丈夫带她远去，毕巧林的追求成了徒劳。在对待朋友上，毕巧林也是个个人主义者，他捉弄对他真诚的格鲁希尼茨基，破坏他的爱情并在决斗中杀了他。
通过毕巧林对待爱情和友谊的态度，莱蒙托夫刻画出了一个性格十分矛盾的人物。他对现实不满，但只能愤世嫉俗，而不能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他身强力壮，聪明过人，但又毫无生活目的，一事无成；他渴望真情，但又不能承受真正的友谊与爱情，他与书中那几个女人的交往，也只能是他寻求刺激、解脱苦闷所进行的生活游戏。如他自己所言：“我的心已被上流社会毁掉了”，这一句话道出了毕巧林的悲剧根源，在那个反动时代，没有毕巧林们可以为之献身的崇高事业，等待他们的只是空虚、污浊的上流社会，在这里，他们的灵魂被腐蚀了，那种无所事事的虚伪生活不仅扼杀了他们身上优秀的地方，还培养出了他们身上许多共同的弱点。毕巧林对朋友说：“我很久以来就不是用心、而是用头脑生活着。我带着深切的好奇心，但没有同情心来衡量、分析自己的热情和行为。我有两重人格：一个存在于 ‘生活’这个字的完全意义里，另一个思索并裁判它……”。他的敏锐观察力和深刻的自省性格，使他远远高出了与他同时代的贵族，他的毁灭是农奴制社会中一代人的悲剧缩影。正是这个人物的多重矛盾性格以及他在社会中的位置，被文学史家们目为俄国文学史上又一个“多余人”的形象。
《当代英雄》由五个独立的中篇构成。小说采用日记体、人物转述等方式，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地将毕巧林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准确而诗意的心理描写，是过去的小说中所少见的，因此，这部小说又被公认为是俄国现实主义心理小说最早的精典之作。
莱蒙托夫以丰硕的创作成就继承了普希金所开创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而他的独特性还在于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方面的突破，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潮流逐渐代替浪漫主义的时候，莱蒙托夫的创作仍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他那诗意的笔触，为现实主义之树增添了五彩缤纷的色彩。别林斯基曾预言，莱蒙托夫“将是比伊凡大钟楼还高的真正的俄罗斯大诗人”，这一预言，已公正地涵盖了莱蒙托夫艺术创造的全部意义。
第五节 果戈理
果戈理 （1809—1852）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继承了普希金的传统，而且以更加大胆和辛辣的笔触，暴露了农奴制社会的一切腐朽现象，指出了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性，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俄国作家能将官僚集团和农奴制度的弊病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深刻有力。他那正义的“笑”声震憾着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俄国天空，如利箭直射沙皇的宝座，如呐喊呼唤着整个俄罗斯民族。他那杰出的讽刺艺术不仅为俄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而且为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于1809年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的一个小地主之家。他的父亲酷爱戏剧文学，他的母亲是位虔诚的教徒，封建宗法制观念很重，这对果戈理的影响很大。1821年，果戈理进入涅仁中学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和普希金的诗，产生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1828年，充满热情与幻想的果戈理来到“理想”的京城彼得堡，但等待他的，却是彼得堡冷酷而可恶的面孔。他以笔名发表的长诗《汉斯·古谢加顿》受到评论家的冷嘲热讽，他企图做一个演员也未被接受，在举步维艰、经济困窘的情况下，他当过小公务员、抄写员等，这段艰辛的岁月为果戈理日后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1831年，果戈理结识了大文豪普希金。普希金的作品及其本人对果戈理一生的创作活动有着重大的影响，对此果戈理曾说：“我生活中的一切欢乐，我所有最美好的慰籍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没有他的指导，我将一事无成，没有他为榜样，我一行也不可能写成……”。在这一年，果戈理发表了著名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并因此蜚声文坛。这是一部根据乌克兰民间故事素材写成的故事集，它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作者以诗意浪漫、幽默清新的笔调将一个个神奇的故事装点得引人入胜，表现出人民的智慧、欢乐和生活的朴实、风趣。《五月之夜》、《巴萨甫留克。又名圣约翰节前夜》和《索罗庆采市集》等都是其中的名篇。
1832年，果戈理到莫斯科，结识了作家阿克萨科夫等保守文人，1834年，他开始在彼得堡大学教授历史学。1835年，他出版了《小品集》（其中有《涅瓦大街》、《狂人日记》和《肖像》等名篇）和《密尔格拉得》（其中有《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尔巴》和《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等名篇）这两部中篇小说集。这两部作品的问世，标志着果戈理创作中现实主义因素的加强和他那幽默诙谐的讽刺艺术风格的形成。
除了小说创作，果戈理还表现出了他在戏剧艺术方面的天才。1833年，他构思了一部名为《三级弗拉季米尔勋章》（后改写为四个独立的短剧）的喜剧，完成了另一部喜剧《未婚夫》的写作。1835年10月，他推出了划时代的喜剧名著 《钦差大臣》，剧中对官僚专制体制的批判和讽刺异常强烈、尖锐，轰动了俄国社会，也招致了上至沙皇贵族、下至商人官吏的围攻。
1836年6月，果戈理在思想矛盾日深重的情况下，带着郁闷惆怅的情绪离开了俄罗斯。在后来的近十年间，他游历了瑞士、巴黎和意大利等地，很少回国。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部）是他用七年时间在国外完成的巨作。这部作品被誉为果戈理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顶峰”，也是俄国，乃至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精典著作。在别林斯基的帮助下，这部作品于1842年5月在彼得堡问世。对专制农奴制的失望和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认识，使果戈理陷入了深刻的思想危机，在根深蒂固的宗教道德观念的影响下他遁入了神秘主义的泥淖。这种思想的混乱和精神的病态导致了果戈理在创作上的失败，此时期他写出了违背生括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死魂灵》第二部，1845年，果戈理又毫不留情地烧毁了已写成数章的手稿。1847年，果戈理发表了《与友人书信选》，这部作品中反映了果戈理思想上的变化。它一改作者过去的观点，对俄国农奴制社会大加美化，宣扬维护这种专制统治、与社会罪恶妥协的思想，受到民主进步阶层的激烈批评和反对。别林斯基曾写过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对果戈理的背叛行为予以痛斥。
1848年，终身禁欲的虔诚教徒果戈理专程去耶路撒冷朝圣。1849年，他又移居莫斯科续写《死魂灵》第二部，但生活的贫困、精神的痛苦和疾病的折磨，使他日益衰竭，1852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