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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得到正义，致使他毫无二致地这样对待他的邻国。对各国法律的尊重，或者对这样
一些准则——一些独立国家声言或自称它们在相互交往时有义务遵守的准则——的尊重，
常常只不过是装腔作势。我们每天可以见到，从最小的利害关系出发，各国动不动就无
耻或无情地回避或直接违反这些准则。每个国家都预料或认为它预料到，自己被它的任
何一个邻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和扩张势力征服；这种民族歧视的恶劣习惯常常以热爱自己
祖国的某种高尚想法为依据。据说老加图每次在元老院讲话时，不管演讲的主题是什么，
最后的结束语总是：“这同样是我的看法：迦太基应当被消灭。”这句话是一个感情强
烈而粗野的人的爱国心的自然表现，这个人因为某国给自己的国家带来那么多苦难而激
怒得近于发狂。据说，斯奇比奥·内西卡在他的一切演说结束时所说的更富有人性的一
句话是：“这也是我的看法：迦太基不应当被消灭。”这句话是胸襟更为宽阔和开明的
一个人的慷慨表现，这个人甚至对一个宿敌的繁荣也不抱反感，如果它已衰落到对罗马
不再构成威胁的地步。法国和英国可能都有一些理由害怕对方海军和陆军实力的增强。
但是，如果两国妒忌对方国内的繁荣昌盛、土地的精耕细作、制造业的发达、商业的兴
旺、港口海湾的安全和为数众多、所有文科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无疑有损于这两个伟大
民族的尊严。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真正的进步。人类因这些进步而得
益，人的天性因这些进步而高贵起来。在这样的进步中，每个民族不仅应当尽力超过邻
国，而且应当出于对人类之爱，去促进而不是去阻碍邻国的进步。这些进步都是国与国
之间竞争的适宜目标，而不是偏见和妒忌的目标。
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似乎并不来自人类之爱。前一种感情完全不受后一种感情的支配，
有时甚至似乎使我们的行动同后一种感情大相迳庭。或许法国的居民数等于大不列颠居
民数的近三倍。因此，在人类这个大家庭中，法国的繁荣同英国的繁荣相比好像应当是
一个更重要的目标。然而，大不列颠的国民因此在一切场合看重法国的繁荣而不看重英
国的繁荣，不能认为是大不列颠的好公民。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不只是由于它是人类
大家庭的一部分；我们热爱它是因为它是我们的祖国，而且这种热爱同前面的理由全然
无关。设计出人类感情体系的那种智慧，同设计出天性的一切其它方面的体系的智慧一
样，似乎已经断定：把每个人主要的注意力引向人类大家庭的一个特定部分——这个部
分基本上处在个人的能力和理解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可以大大地促进人类大家庭的利
益。
民族的偏见和仇恨很少能不影响到邻近的民族。我们或许怯懦而又愚蠢地把法国称
为我们当然的敌人。法国或许也同样怯懦而又愚蠢地把我们看成是当然的敌人。法国和
我们都不会对日本或中国的繁荣心怀妒忌。然而，我们也很少能卓有成效地运用我们对
这些遥远国家的友好感情。
最广泛的公共善行——这是通常可以相当有效地实行的——是政治家们的善行。他
们筹划和实现同邻国或距离不远的国家结成同盟，以保持所谓力量平衡，或者在与其谈
判的一些国家的范围内保持普遍的和平和安定。然而，政治家们谋划和执行这些条约，
除了考虑各自国家的利益之外，很少会有任何其它目的。确实，有时他们的意图更为广
些。阿沃（Avaux）伯爵，这个法国全权大使，在签订蒙斯特条约时，甘愿牺牲自己的
生命（根据雷斯＇Retz＇红衣主教，一个不轻易相信他人品德的人的要求），以便通过签
订条约恢复欧洲的普遍安定。威廉王似乎对欧洲大部分主权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具有一种
真正的热忱；或许这种热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对法国特有的嫌恶激发出来的，德国的
自由和独立在威廉王时代大抵处于危险之中。同一种仇视法国的心情似乎部分地传到了
安妮女王的首相身上。
每个独立的国家分成许多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每个阶层和社会团体都有它自己
特定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每个人同自己的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关系自然比他同其他阶
层或社会团体的关系更为密切。他自己的利益，他自己的声誉、以及他的许多朋友和同
伴的利益和声誉，都在很大程度上同它人有关联。他雄心勃勃地扩展这个阶层或社会团
体的特权和豁免权；他热诚地维护这些权益，防止它们受到其他阶层或社会团体的侵犯。
每个国家的所谓国体，取决于如何划分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取决于在它们之间
如何分配权力、特权和豁免权。
国体的稳定性，取决于每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维护自己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免受其
他阶层侵犯的能力。无论什么时候，某个阶层的地位和状况比从前有所上升或下降，国
体都必然会被或大或小地改变。
所有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都依靠国家，从国家那里得到安全和保护。每个阶层或
社会团体中最有偏见的成员也承认如下的真理：各个社会阶层或等级都从属于国家，只
是凭借国家的繁荣和生存，它们才有立足之地。然而，要使他相信，国家的繁荣和生存
需要减少他自己那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往往难以做到。这种偏心，
虽然有时可能是不正当的，但是也许不会因此而毫无用处。它抑制了创新精神，它倾向
于保持这个国家划分出来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之间任何已经确立的平衡；当它
有时似乎阻碍了当时也许是时髦和流行的政治体制的变更时，它实际上促进了整个体制
的巩固和稳定。
在一般情况下，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似乎牵涉到两条不同的原则：第一，对实际上
已经确立的政治体制的结构或组织的一定程度的尊重和尊敬；第二，尽可能使同胞们的
处境趋于安全、体面和幸福这个诚挚的愿望。他不是一个不尊重法律和不服从行政官的
公民；他肯定也不是一个不愿用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去增进全社会同胞们福利的循
规蹈矩的公民。
在和平和安定的时期，这两个原则通常保持一致并引出同样的行为。支持现有的政
治体制，显然是维持同胞们的安全、体面和幸福处境的最好的办法，如果我们看到这种
政治体制实际上维护着同胞们的这种处境。但是，在公众们有不满情绪、发生派别纠纷
和骚乱时，这两个不同的原则会引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即使是一个明智的人也会想到这
种政治体制的结构和组织需要某些改革，就现状而言，它显然不能维持社会的安定。然
而，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常常需要政治上的能人智士作出最大的努力去判断：一个真正
的爱国者在什么时候应当维护和努力恢复旧体制的权威；什么时候应当顺从更大胆但也
常常是危险的改革精神。
对外战争和国内的派别斗争，是能够为热心公益的精神提供极好的表现机会的两种
环境。在对外战争中成功地为自己的祖国做出了贡献的英雄，满足了全民族的愿望，并
因此而成为普遍感激和赞美的对象。进行国内派别斗争的各党派的领袖们虽然可能受到
半数同胞的赞美，但常常被另一半同胞咒骂。他们的品质和各自行为的是非曲直，通常
似乎是更不明确的。因此，从对外战争中获得的荣誉，几乎总是比从国内派别斗争中得
到的荣誉更为纯真和显著。
然而，取得政权的政党的领袖，如果他有足够的威信来劝导他的朋友们以适当的心
情和稳健的态度（这是他自己常常没有的）来行事，他对自己国家做出的贡献，有时就
可能比从对外战争中取得的辉煌胜利和范围极其广泛的征服更为实在和更为重要。他可
以重新确定和改进国体，防范某个政党的领袖中那种很可疑和态度暧昧的人，他可以担
当一个伟大国家的所有改革者和立法者中最优异和最卓越的人物；并且，用他的各种聪
明的规定来保证自己的同胞们在国内得到好几个世代的安定和幸福。
在派别斗争的骚乱和混乱之中，某种体制的精髓容易与热心公益的精神混和，后者
是以人类之爱，以对自己的一些同胞可能遭受的不便和痛苦产生的真正同情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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