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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选贤任能是官僚政治的口号，“能者在位，贤者在职”的理想的实现程度，确也能测定那种政治场面的休咎与吉凶。但所谓贤者与能者，并不是在政治过程以外“预定生产”出来的，他们必得是在有所劝勉，有所警惕的政治环境下，居安思危和励图上进的结果。如高门大族子孙世世为官，他们上进的志向，殚精竭虑以求治绩表现的努力，自然就没有了。所以由魏、晋以还，在宋、齐、梁、陈诸朝，“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之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赵翼《二十二史箚记》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项）
又况那些靠家世、门第的官爷们，不但因为“安流平进”，“不邀恩宠”，有的还为了“风流相尚”，谈论或研究一些与治道无关，甚至反乎治道的东西。就在曹魏施行九品官人法前后，老庄、周易已开始成为清谈资料；其间五经经义虽亦被谈到，但谈论或研究旨趣，非为有益于治平修省，乃在于清逸兴致。由魏之何晏、王弼，至晋代山涛、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即所谓竹林七贤，均尚“无为”贵“自然”。南朝更变本加厉，举朝上下，皆习于三玄（老、庄、周易），兼重佛义。末流所届，乃至由“无为”、“齐物”论旨，引出非名分、非纲常、非礼教的危险思想。在当时篡夺相寻的变乱情形下，认真讲起纲常名教，特别是君王大义来，在时君听来，既未必投机，而在这般世代臣事各不同王朝的士大夫们自己，实也有些难于启齿。但不谈也就罢了，由谈“自然”支离演变到反纲常名教，那就根本同专制官僚社会立国精神相抵触，所以，一到统一局面稍有头绪，这流弊就急需予以矫正。
最后，官僚社会的融通性或韧性，就是要在人事升沉上或在仕途的控制上，让一般所谓“下品”或“寒人”，也有上达的展望，而当社会经济向前发展，文化传播接触较为频繁，有较多人民得到受教育机会的场合，更须把封锁的仕途开放一些，藉以冲淡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更须把统制思想与统制仕途的方法打成一片，藉以成就教化与治化的统一功能。
所有这些方面的现实考虑，都说明了变相世袭的九品官人制已经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尤其不适于那种统治的高度发展。所以，一到隋唐重新混一宇内，在如何拔用人材，如何作育人材上，再也不能按照老办法去做；而照应着经济文化的现实进展情形，甚至也不能再袭用秦汉那样比较缺乏组织系统的官人法。
二
隋在长期分立局面之后完成统一大业，在用人行政方面，自然不能不改弦更张，自行设计适应新局势的办法。然因当时世族大姓势力还过于强盛，而隋之创业，又是成于北方族姓关系最根深蒂固的关中、关东一带，所以文帝开皇间“虽有秀才之科，而上本无求才之意，下亦无能应诏之人，间有一二，则反讶之，且嫉之矣。”（《文献通考》选举考一）炀帝大业中乃大改选举制，创进士科，以考试为选举标准。更大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征辟远近儒生。但为时不久，社稷沦亡，一切举士新规，只有期之于继起的王朝。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记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文献通考》选举考二）。
开科取士体制，至唐始大臻完备；而我们在此所当注意的，倒不是它分科规定的如何详密，而是它对于官僚政治有如何的补强作用。
考试大别为学馆生徒试，乡员试和诏试，除后者为间一举行者外，其余两者为取士重要途径，而整个科举制对于官僚政治所曲尽的功能，亦存于此两者之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
唐代开设了许多种类和性质不同的学校。除各州县分别设有学校外，在中央者有六学二馆：二馆为弘文馆、祟文馆，所收生徒为皇族及最大显贵子弟，等第最高；六学为国子、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前三者分别为二、三品以上， 五品以上，七品以上子弟入学之所，而后三者则分别为八品以下，低级官僚子弟及庶人入学之所。学校的等级分得如此严格，而所学科别，又分别按照“身分”需要，互为区别：七品以上，经典为重，八品以下，技术为重。学校教育及所习性质不同，显然会先天限制入学者的出路或前途，但对于这种实质上的不平等，曾由几种形式上的平等规制将它冲淡了，模糊了。
庶人和皇亲国戚子弟同样有入学机会，那不是非常平等么？此其一；凡属学馆的生徒，要入仕途，都得经过考试，此其二； 就是不入学馆，亦得“怀牒自列于州县”，就乡员试，此其三。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如其没有这种规定，前面两项形式平等，都没有什么意义，而用科举制打破门阀垄断仕达的目的，亦将无法实现。所以，到了天宝十二年，虽一度“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但至十四年，又“复乡员”。我们由此知道，唐代的科举学校并行制度，从表面上看来，任何人得“怀牒自列于州县”就乡员试，入学校就似乎成为不必要了，但除乡贡试毕竟多一些转折，没有生徒试那样直接外，就应试者讲，虽然不入学校也行，学校将因此减低其重要性，但就官僚封建社会讲，却又不同了。突然一下把士族大姓贵胄们把持仕途的局面改过来，叫他们的公子王孙和卑贱的庶人一同考试，那显然是不容易办到的。学校在这种场合就无疑起着“蒸溜”或“滤清”的作用；而且，学校所设科目，因受教者社会地位而有深有浅，有通有专，那不仅可借以昌明经学，训练专门人材；而对来入学校人士，亦将因此发生学习上的示范影响和思想统制的功能。所以，把仕途向庶人开放，决不是基于什么平等或民主的观念，到了唐代那个历史阶段，要完成集权的专制官僚统治，是不能不采行一种比较稍有融通性的官人方法的。
事实上，唐代亦系起自巨姓大族的环境中，太宗践祚之初，虽颇思在各方面不过于重视关东旧族传统，然沿至文宗之世，欲以真源、临源二公主降士族，婚于当时大姓崔、卢，犹以为难，慨然叹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耶？”（《唐书》杜羔传——引自前揭方壮猷《中国中古时期之门阀》）门阀相互结托，形成莫大社会势力，要在取士官人方面完全不受他们牵制，殊不可能。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一百卷，甄别士庶以后，接着中宗、玄宗、代宗、宪宗、文宗等朝，皆有类似性质的选述。谱学与依品官人有关，至唐代反而特别兴盛，无怪唐代四百余宰辅中大姓崔氏占三十二，杨氏杜氏各占十一，卢氏十，郑氏八，其他属薛、柳、武、苏等氏者，复共达数十人。它们把持朝政，自难免不垄断仕途。所以为庶人下品“网开一面”的科举，名额极受限制；而考试及第的人，又不一定可以直接入仕。于是，奔竞请托，百弊丛生。“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至二千人，少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文献通考》选举考二）当时“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之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嗟呼，风俗之弊，至此极矣！此不独为士者可鄙，其时之治乱蓋可知矣。”（同上）
科举限制愈严，竞争愈烈，而其对思想统制，亦愈易就范；对上级官僚，亦愈易卑躬屈节表示忠诚。士之“可鄙”与否，满可不问，官僚的统治，却显然由此注入了“新血液”。可是，在那些考试不第，而又请托不遂的人士，尽管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