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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一手导演了血腥的皖南事变后，1月17日，他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谈话和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并交付军法审判”。
皖南事变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和全世界，国内外都感到极为震惊，纷纷谴责和责问蒋介石。宋庆龄等在香港致书蒋介石，奉劝他勿为奸小所惑，应悬崖勒马，贯彻总理三民主义政策。冯玉祥公开申言：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实没法挽回人民的反对。多数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均对中共表示同情，对国民党则大感失望。
国际方面，蒋介石这次发动###高潮，得意于日寇频频释放诱降烟幕，对于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估计不足，苏联的胜利宣告了希特勒失败的开始，英美等国倚重甚亟；另一方面，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也逐渐走向胜利。这些国家都不希望中国的抗战力量在此刻削弱，因为日本在中国投有大量兵力，倘这些兵力抽调出中国战场，必然加重苏联和美国的压力。故蒋介石此时对中共作战必将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造成国际危机。因而，引起同盟国对蒋介石挑动内战行为的反感，认为蒋介石不识时务。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1月25日会见蒋介石，声明：“贵国中央军队与新四军之冲突与斗争，苏联政府非常关怀，深恐由此引起内战，因而损及贵国抗战之力量。”英美为了让中国牵制日本，阻止日本南进，均不愿意看到于此时进行内战。美国政府通知蒋介石，在内战危险没有消除，国内团结尚未恢复之前，暂停对华财政援助。英国政府也“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
皖南事变，亲者痛，仇者快（2）
皖南事变的发生在中共中央的预料之内，其结果却远远出于中共中央意料之外。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全军覆没，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极其悲痛，极其愤怒。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中国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统一整编华中部队为7个师，号召“全军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准备迎击反动派的进攻”。
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此次皖南###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1月17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法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毛泽东表示：“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果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
在国内外一片反对声中，蒋介石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减轻国内外的责难和压力，力图缩小影响范围，蒋介石作出让步。他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虽大谈其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滥调，但也不得不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正当蒋介石等制造同室操戈、萁豆相煎的民族悲剧的时候，日军集中了5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于1月下旬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的军队于平汉路以东，开始发动豫南战役。日军的这一行动，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也给正在酝酿斗争策略转变的中共以重大影响。
参政会会议闭幕后，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向中共作出缓和姿态。不久，蒋介石在一次讲演中又一次作出“以后再无‘剿共’的军事保证”。并表示要“恳切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从长远讨论“两党提出的问题，以求得合理的解决”。这表明蒋介石在客观形势面前，顾虑到全国出现分裂的危险，以及日军步步紧逼的严峻现实，正在改变其明目张胆的###态度，开始寻求缓和国共关系的途径。国共之间又开始了新一轮终止半年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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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民国最大的贪污案（1）
1942年，抗战进入第五个年头，大片富庶的国土沦丧，物资遭日寇疯狂抢劫，生产遭日军严重破坏，中国的财政经济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国民党官场整个机体腐败，并由官场浸入军队，“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各级官吏沉沦没落，广大民众的饥寒交迫与少数暴富者的穷奢极欲，形成了鲜明对照，局势令人堪忧。一些蠹虫利用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巧取豪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走私贩私，大发国难财，加深了国家民族的困难，削弱了抗日的力量。
抗战御侮初期，孔祥熙和宋霭龄虽然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同时他们也利用手中的权力，使自己发了横财。孔祥熙究竟有多少私人财产，始终是个谜，很难估计。一直以来有个说法“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兄弟孔家财”。显然，在国民党统治集团里，孔祥熙是最有钱的。孔祥熙和宋霭龄的财产并非来自正道，而是通过多种卑鄙手段聚敛来的。
孔祥熙贪赃枉法，创造了民国时期的新纪录，有一件举国皆知，被认为是民国最大的贪污案，并使自己名声狼藉的事，那便是鲸吞美金公债了。
孔祥熙（1880—1967），字庸之，山西太古人，出于富商之家，少时接受教会学校教育。1901年，入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读书，1903年毕业，同时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专修矿物。1905年遇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后协助孙中山开展民主革命活动。1914年，与宋霭龄结婚。此后，所谓孔氏家族，就由孔祥熙和宋霭龄二人合伙经营，男主外，女主内，就像演双簧一样，宋霭龄在幕后操纵，孔祥熙在前台表演。
这夫妻二人的共同特点是对金钱的嗜好与追求。所不同之处是，宋霭龄一生不喜欢抛头露面，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谈论对金钱的看法和态度，对此讳莫如深。与此相反，孔祥熙喜欢抛头露面，在各种场合直言不讳地大谈特谈他的理财观念和生财方法。对于如何捞钱，孔祥熙有句名言：“趁手中有权的时候赶快弄。”
孔祥熙当上中央银行总裁和财政部长后，直接掌控国民党的财政金融大权，宋霭龄意识到孔氏家族大发横财的机会到了。他们由军火采购提取回扣，货币改革捞取油水，发行公债进行投机，举办专卖事业，垄断烟草、食盐、火柴、食糖四种的经营权，通过政权的力量，从民族资本家手中夺过经营权，达到由孔氏家族一手垄断的局面，假公济私，从中渔利。
如果说上述种种，都不足以说明孔、宋是如何运用权势贪赃枉法的话，那么，发生在1942年的鲸吞美金公债案，则是最有力的证明。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日趋重要，罗斯福总统连任美国总统，他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考虑，为了加强中国抗战的实力，牵制更多的日军精锐，减少太平洋美军的压力，决定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借款。这是一笔巨额借款，不但超过了任何一次的对华借款规模，甚至也超过了历次对华借款的总和。
宋子文将这一消息从华盛顿传回重庆，对于因经济危机，困坐愁城的蒋介石来说，不啻喜从天降，他心里乐开了花，当即要孔祥熙计划如何运用这笔贷款。而宋霭龄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她在盘算如何把这块大蛋糕尽量多的切到自己的盘子里。
孔祥熙找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四联总处的负责人，共同拟订运用方案，决定以3亿美金向美国购买黄金存在美国，1亿美金作为发行美金储蓄券的准备，1亿美金作为美金公债的准备。储蓄券和公债券都按照商汇牌价用法币购买（即法币20元折合美金1元）。
1942年春，美金债券发行开始，国人对美金公债认识不足，缺乏信心，且一般平民百姓囊空如洗，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捧场，买者寥寥。重庆政府不得不用配额推销的办法，强制向各省摊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