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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张学良将养兰花看做是一种陶冶、一种享受、一种心灵的寄托。观赏兰花娉婷优雅的姿态，呼入带着幽香的气息，陶醉于一片宁静、高洁的气氛中，仿佛养花人也变成了山谷幽兰，超凡脱俗，纯洁高尚。1995年1月18日他亲笔写下一首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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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张学良回首话当年（2）
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
主恩天高厚，富贵如浮云。
天若有请天亦老，人生百年如白驹过隙，像张学良那样经历过大富大贵、大红大紫；又像他那样经历过大风大浪、大劫大难的人，真是少而又少。唯其如此，这首小诗，无疑是张学良晚年对百年人生苦乐的总结。他的感受深邃，他的见解悠远。只有将富贵视若浮云、将虚名当成粪土的老人，才能从他的笔下流露出如此寓意深幽的诗句，他让所有见到这首华章的人们都为之心动。
张学良到了晚年，埋在心中半个世纪的话，陆续找机会倾倒出来。1990年5月31日，在台北圆山饭店，台湾80位国民党党政要员庆祝张学良90大寿，他坦然地对记者说出了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他说：“我同蒋总统存在政见之争，就是蒋总统主张要安内攘外，我就主张攘外安内，就是攘外就能安内，那么蒋总统说先安内，以后再攘外。从开始我们两人就存在这方面的意见分歧，但没有后来那么尖锐。”
谈及关于共产党问题，张说：“我根本不愿意剿共。东北军想回家乡是主题。他们要同日本人打。他们不愿意同共产党作战失去力量，想保存力量同日本人作战。当时，中国抗日情绪高，政府不想抗日，共产党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
张说自己坚决反对内战：“当时根本不愿和共产党打仗。实实在在地不愿意。”临潼扣蒋，是“尖锐到无法解决才断然发动的”。
当记者问道：“张先生，您是在西安事变后，同蒋总统一起坐飞机去南京，结果受到审判。为什么当时您会决定和他一起走呢？是有些什么原因吗？”
张答：“我过去说过多次。我是一个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去南京是为了请罪，请罪包括把我枪决。临走，我把家都交给了我的一名学生，他是一个军长。我一当军人的那天，我父亲就教导我说：‘你要做军人吗？你要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带上’。”
记者问道：“您说，您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您当时有没有想到一去会软禁50年？假如时光倒流，您还会这样做吗？”
“我一定还是这么做！”张学良侧脸望着记者，语气坚定地说，“我是军人，需要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有什么后悔的！假如是现在，我还是会那么做。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记者们惊呆了，望着张学良那张满是寿斑的脸，发出阵阵感叹。50年的磨劫，并没有销蚀掉当年的少帅风骨。
有记者问：“那么事变中共产党究竟担当什么角色？对事变发生的态度如何？是赞成还是反对？”
“事变开始时共产党并没有参加。事情起来了，我们才把周恩来先生接来，谈此事该怎么办。他们没有预谋，他们也很惊讶突然出来这个事情，没有赞成或反对的意思。此事我说不出来。”
“那您觉得周恩来先生怎么样？您有无与毛泽东先生接触？”
“毛泽东我没见过，”张学良很爽直地回答，“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们初次见面，他说我反应很快，我认为他也反应很快。这个人说话一针见血，没有什么委屈婉转绕弯。虽然他是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极好。”
张学良晚年述说，他这一生有两大憾事：一、没能参加抗日；二、没能再见周恩来一面。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一家医院逝世。当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从北京给张学良先生亲属发出唁电，电文说：
惊悉张学良先生逝世，十分悲痛。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先生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此后，张学良先生虽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却始终淡泊荣利，晚年仍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企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张学良先生的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彪炳青史，为世人景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张学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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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张学良回首话当年（3）
10月23日上午11时，那些悲伤的悼念者簇拥着张学良的铜棺，向美国檀香山郊区最大的公墓“神殿之谷”启灵。秋日的阴云，带来了一阵霏霏的细雨，那小雨似在为故去的中国一代名将洒泪祭祀。
“神殿之谷”处在一片茵茵的绿地中央，张学良的墓地恰好就在那片偌大的草地中间，它从地面上深深地凹了下去，从地面上可以走进一条一米深的地下人行道，沿着那条由水泥铺就的地道，一直走进墓穴前面就是铺满了花束的陵墓。左侧的墓穴一年前已经葬下他的夫人赵一荻女士，现在右侧是留给张学良的。
在一块块由花岗岩垒砌成的墙壁上，镌刻着张学良生前从《圣经》上自选的诗句作为墓志铭：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复活！
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墓前鲜花簇簇，所有参加葬礼的亲友们，在陵墓前默哀。人们都为这位世纪老人的不幸去世心绪悲恸，哭泣之声越来越大，最后在沙沙秋雨中形成了一阵催人泪下的声浪，与太平洋的波涛融为一体，涌向台湾，涌向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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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上庐山，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3月下旬，杭州西子湖边的一座别墅里，国共两党领袖人物开始了高层直接会谈。
周恩来向蒋介石重申了中共的立场和诚意，希望国民党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具体要求国民党做到以下六点：（一）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人数必须达4万余人；（三）3个师以上必须设立总部；（四）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表示愿意重新合作，口头答应周恩来提出的各项意见。并说了许多好话：“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又说“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帝国主义占领中国”，表示希望“即使他死了，也要不发生分裂。”
蒋介石要周恩来拿出一个与他永远合作的办法来，周恩来说，必须有一个作为双方行动准则的共同纲领。蒋介石没有表示异议，希望周恩来赶快起草一个共同纲领。
4月初，周恩来返回延安。中共中央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同意拟定共同纲领和合作宣言作为两党永久合作的基础。
6月4日，周恩来一上庐山。8日至15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宋美龄、宋子文、张冲也参加了。周恩来提交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的草案。但蒋介石却把这个纲领草案抛在一边，提出了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其目的是从组织上把共产党融化在国民党内。又公开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使谈判陷于僵局，6月1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7月初，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到达上海。正好在到达上海的晚上，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周恩来一行随即二上庐山。就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的当天下午，蒋介石亲率张冲、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举行谈判，双方的谈话都有诚意，富有成果。但也有重大分歧。在承认边区政府的同时，国民党拟派官员担任边区政府主席，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安排上，不同意红军设总指挥部，坚持派员参与红军军事指挥，谈判又陷于僵局。
7月20日蒋介石由庐山返回南京，蒋介石下山前，他的国策顾问、正在庐山养病的陈布雷前来话别，蒋介石看着他心爱的“文胆”，忽然叹了口气说：“周恩来也来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