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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失陷，全国愤怒，南京政府和张学良都遭到猛烈攻击。蒋介石乘专机飞抵汉口，旋即改乘火车北到保定，约见张学良。
3月9日下午4时，蒋的专车到达保定，张的卫兵吹接官号，张学良戎装立正，行军礼迎接。车停后，张与宋子文立刻登上蒋的专车进行商谈。
蒋介石不待张开口，首先很严肃地向他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你的诚意。你慨然辞职，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
张学良唯唯称是，说：“这次热河之变，我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所以伸张纪律，振奋人心。”
“汉卿，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你更首当其冲，正如两人同乘一条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
“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成了替罪羊（3）
“我感谢委员长的苦心，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丢失，我早就想引咎辞职。我早已干脆告诉了宋子文，当然我先下去，正好趁此机会休息休息，蒋先生尽可不必烦思。”
“好的，好的……”
“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合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绝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进攻。”张学良还是说出了压在心底的话。
蒋闻张言连说：“是的，是的。”这样相谈了不过十几分钟，蒋已有倦意，张即行退出。蒋连说：“汉卿啊，再见吧，再见吧！”并且视宋子文说：“子文留在后面，多与汉卿谈谈。”
蒋介石走后，东北军被改编，北平分会由何应钦任代理委员长。黄郛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1933年4月10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长子张闾琪、秘书赵四小姐、外交秘书沈祖同夫妇，登上意大利邮船赴欧洲考察。
〖BT2〗3。推行不抵抗主义，压制民众抗日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暴露了它要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蒋介石理所当然地要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得失和南京政府的存亡着想，不得不作出最后之打算。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1931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曾说：“在现在国难临头时期，横暴的日本，时时刻刻来压我们，东三省的土地、主权和行政，几乎完全在日本军力蹂躏之下，最近天津又发生暴动，背后的指使，是很明显。这样使全国人民天天在悲愤不安之中。一般国民责备本党，责备政府，我们自己一加反省，应该有怎样的感想？”这表明蒋介石对于全国民众要求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考虑。但是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却令全国人民失望。他不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提出了一个不抵抗主义。
蒋介石为什么在日本侵略面前不敢抵抗，而一再妥协退让呢？还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就宣称：“攘外必先安内”。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他仍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他甚至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得。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国共产党是他建立独裁统治的最主要障碍。因此，他表示“赤匪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即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他发誓：“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蒋介石不敢抵抗日本侵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悲观的亡国论。他认为日本太强，我国太弱，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根本没有抗御日本侵略的能力。他曾对国民党高级将领说：“因为我们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够和现代军队作战，如果不待时而动，贸然作战，只有败亡而已。不仅十天之内，三天之内，就可以亡我中华。”
蒋介石声称：“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没有办法可以自由活动一点……日本要你几时死，就可以几时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蒋介石的不断操作下，他的不能抵抗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主张，很快就成为了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对日方针和政策，并得到具体的贯彻和执行。
1932年1月28日，上海淞沪抗战展开后，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曾质问当局为什么不计划调兵援沪？得到军政部的回答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剜肉补疮，将招致亡国大祸。”
全国不少部队长官激于爱国热情均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令人气愤的是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对十九路军不给一枪一弹的支援，致使十九路军连手榴弹都不够使用，一些部队只好用上海总工会用罐头盒赶制的“土炸弹”来御敌。何应钦反而指责蒋光鼐、蔡廷锴“强出风头，目无军纪，给政府制造麻烦”。
“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成了替罪羊（4）
更令人奇怪的是，十九路军接防前的原吴淞要塞司令任凭日舰在此自由出入。中国海军在淞沪战事爆发后，仍然供应日本海军淡水、鱼肉，并且与日军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军，日军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持友谊。”这一桩桩怪事的发生，根子都在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命何应钦，同日寇进行和谈，并派人劝说十九路军“及早收兵”。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承认日军可以长期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同周围驻扎设防；另则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
在北方，张学良出国考察之后，何应钦接替，秉承蒋介石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在北方同日寇边打边谈。在战事发展愈来愈不利的情况下，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活动便日趋频繁。1933年5月31日，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派北平军事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正式谈判，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将冀东19县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装区”，绥东、察北和冀东完全处于日军控制之下，造成了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分裂。
1933年，蒋介石再度破坏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战。是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举起抗日大旗，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日队伍一度发展到10万余人，通过血战把日伪完全赶出了察哈尔。
7月，正当盟军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收复失地时，蒋介石立即调动15万人的重兵彻底破坏了同盟军的抗日，冯玉祥隐居泰山。11月，国民党设法将吉鸿昌逮捕并杀害。
蒋介石面对日本侵略妥协退让，并破坏和镇压一切抗日活动，显然是极其错误的，必然引起全国民众的极大义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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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华清池惊魂（1）
1936年12月12日，临潼。残夜尚未退去，四辆军用卡车满载着12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向临潼华清池蒋介石驻地急驰而去。汽车开到大门口戛然停住，军人从汽车上跳下来，向公馆冲击，与里面哨兵发生冲突，顿时枪声大作。
蒋介石的贴身侍卫蒋孝镇正在卧室外值班守卫，听到枪声后，立即闯进卧室把蒋介石拉起来，催促他赶快逃跑。蒋介石忘记了假牙，撩起睡衣，冲向后门。在翻越花园围墙时，侍卫们推举他用力过猛，他掉下墙的另一侧，扭伤了脊椎和踝骨。山坡上岩石累累，夹杂着稀疏的荆棘，没有可以藏身之处，他急促地爬上山坡，翻墙时鞋也丢了一只，双脚被荆棘划破，脚踝几乎支撑不住身体，脊背疼痛难忍。这时恰巧遇见他的一个随员，便背着蒋向山上跑去，一直跑了约一华里，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藏了起来。
以下是执行捉蒋任务的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