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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还未核定占用哪些地方、迁徙谁家的坟墓，老百姓对此事更不知晓，怎会引起民愤？这定是对方“借传闻失实之事，造危言耸听之词”，企图以此阻止津通铁路的修建！
双方论战的焦点之三：修建铁路是否会剥夺小民生计？
反对派：津通一带以车船运输为生之人共有六万余人。他们本来过着平稳安定的生活，社会秩序也在正常运转。如今火车一开，这些人都将失业，令其何以为生？合理的社会秩序被扰乱，必定带来社会动荡。对方只顾修铁路谋利益，可有为那些生活艰难的百姓着想？
赞同派：西方各国的经验表明，铁路开设之后，原以水陆运输为业者既可仍操旧业，也可从事与铁路有关的行业。例如，搬运货物行李、卖报纸、贩茶果等。他们的就业机会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怎会有失业之民？如唐芦铁路已行车两年，铁路旁边的新河民船仍穿梭往来，并行不误，人们出行只是有了更多选择，所谓铁路剥夺小民生计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这次论战中李鸿章是绝对的胜利者，为修筑铁路扫清了障碍。反对派只能在“见电杆而伤心，听铁路而掩耳”的无奈中，慨叹世道无常，人心不古。
这场辩论中还有一些首鼠两端的中间派。两广总督张之洞便是其中代表。他并不反对修铁路；但也不支持李鸿章的津通铁路修筑计划。他建议不要继续修筑津通铁路，应修筑一条由卢沟桥至汉口的铁路，这样可大大便利南北交通。为平息论争，清廷采取了惯用的扬此抑彼策略，宣布暂停修筑津通铁路，改筑芦汉铁路。
对于这一细微变化，奕譞并未看出其中的门道。他以为此次论战已取得彻底胜利，公开赞扬张之洞的芦汉铁路计划“别开生面”。然李鸿章清楚，张之洞其实想用芦汉铁路之名扼杀修筑津通铁路之实。芦汉铁路全长三千余里，所需经费达三千余万两白银，当时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不过六千余万两，修成这条铁路几乎不可能。津通铁路已向外国银行借债二百多万两，花掉了十三万余两，李鸿章原本打算以津通铁路所得收入归还所欠洋债、并支付津沽铁路商股的利息。如今，一切化作泡影。
就在清政府为修建铁路而争论不休时，沙俄进一步逼近中国，直接威胁龙兴之地——满洲。李鸿章联合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上奏，请求缓修芦汉铁路，先办关东铁路。清政府授权李鸿章全权办理关东铁路事宜，他再次将筑路之权握于手中！
关东铁路属官办性质，将芦汉铁路每年二百万两经费全部挪用，其中户部拨款一百二十万两，十六省各分摊五万两。李鸿章将津沽铁路接修至山海关，再由山海关延伸到牛庄、沈阳、吉林，形成东北铁路干线。两年后，关东铁路铺至山海关，全长一百多公里，1894年正式通车。
1870年，天津接连发生幼童迷拐案。城内一时谣言四起，认为天主教所办育婴堂专用迷药诱拐儿童，将其挖眼剖心以制西药。6月18日，当地民众捕获了匪徒武兰珍。据武所供，迷拐幼童正是使用法国教堂提供的迷药。此讯传出，城内百姓群情激愤，纷纷到法国教堂门前示威，声讨杀人者。迫于压力，育婴堂的修女们同意民众入内巡查。21日，法国领事丰大业率书记官西蒙持枪闯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通商大臣崇厚见势不妙躲入后堂。丰大业赶往教堂途中，路遇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将其射伤。丰大业的强盗行径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将丰大业和西蒙当场打死，其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两名神父和十名修女。四名法国男女、三名俄国人和三十多名中国教民也在着情激愤中被打死。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久压的怒火一时间迸发出来，将法国领事馆砸毁。此即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天津教案。
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立即通电总理衙门，同时命法国军舰在大沽口作好战争准备。清政府急令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教案。曾国藩深知此行凶多吉少，临行前立下遗嘱，命家人准备楠木棺材一口。由此可见事态之严重。曾国藩到天津后，对教案“元凶”作出严肃处理：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充军黑龙江，十五人处以极刑，二十一人流放。这一处理，使曾国藩招致了卖国贼的骂名，弄得他“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好不尴尬。正巧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清廷给曾国藩找个台阶，令其回任两江；同时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
李鸿章接手前，专门拜会了老师曾国藩。曾国藩忧心忡忡地问李鸿章：“你准备如何与洋人交涉？”李先是谦虚一番：“门生正要向老师讨教。”然后道：“与洋人交涉，我首先要同其打起‘痞子腔’。”曾国藩怒道：“‘痞子腔’怎么打法，你倒打给我瞧瞧？”李鸿章道：“门生信口胡说，望老师指教。”曾考虑良久，道：“关键在于‘诚’。洋人也是人，只要以诚相待，一定会令其感化。”李答曰：“诺！”由此可见曾、李二人在外交策略上存在很大不同。曾国藩一味同外国人讲道理，结果适得其反。李鸿章却又是打“痞子腔”，又是拖延，又是寻找调解人，外交手腕灵活多变。李鸿章的“痞子腔”倒是在外交场合为自己赢得了尊严。1897年，李鸿章接见法国公使施阿兰。施阿兰少年得志，根本没把李鸿章放在眼里，态度非常傲慢。两人交谈几句后，李鸿章突然问道：“阁下今年贵庚多少？”施阿兰一愣，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年龄。李鸿章大笑道：“你和我的孙子同岁啊。我在巴黎曾和你祖父谈得很投机，不知你是否记得？”施阿兰讨了没趣，此后见到李鸿章总是十分恭敬。
李鸿章到天津后积极进行外交斡旋，希望英驻华公使威妥玛充当调解人。李鸿章对威妥玛说，丰大业两次向中国官员开枪，显然事端由其挑起。驻华外交官公然向中国官员开枪，绝无先例，曾国藩处决杀人者的裁定最公平不过。至于法国人提出的张光藻和刘杰应为丰氏抵命，也无道理。刘杰确为丰大业枪击致伤，然杀丰大业的人却非张、刘二人。
命运之神眷顾了李鸿章。当时正值普法战争时期，天津教案后不久法军于色当战役中惨败，法皇拿破仑三世也被普鲁士军队俘虏。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希望早日完结天津教案。清政府正法案犯二十人，发配二十五人；向法国赔偿白银二十一万两，赔偿被害人白银二十五万两；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作为特使亲赴法国道歉。天津教案到此完结。
天津教案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又一转折点。不久，清廷命其兼任北洋大臣，他从曾国藩手中接过了汉人第一权臣的指挥棒。一位英国外交家在1883年这样说：“总理衙门不过是李鸿章天津衙门的下属机关罢了。”
甲午战败，国人纷纷将责任集中于北洋海军的统帅——李鸿章一人身上。其实，李鸿章看到自己倾力创建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心中滋味可想而知。编纂《李文忠公全书》的幕僚吴汝纶后来追忆道：“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此时，一度意气风发的光绪帝也没了主意，哭着要求老师翁同龢想办法。慈禧最终决定：起用李鸿章负责善后事宜。当时李鸿章已被革职，清廷赏还李鸿章三眼花翎及黄马褂，委任其为全权大臣。有人评论此事云：中国的政治实在民主，前天是权倾一时的重臣，昨天就变成罪该万死的误国蠢材，今天又成为代表大清帝国的谈判代表。
李鸿章受命赶至北京。临行前他提出，“割地与否，鸿章不敢做主”。户部尚书翁同龢亦认为，割地不可行，不妨多赔点款。大学士孙毓汶则指出，割地议和乃唯一可行之道。光绪帝左右为难，向慈禧太后请命。慈禧却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表态。光绪帝无奈，授予了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次日，李鸿章请求带上曾任驻日公使的儿子李经方随同谈判，得到允准。赴日前夕，李鸿章上折道：我会审时度势，尽全力同日人辩争，商定一个最为可行的条约。所做一切，只要有利于国家，我甘愿承受怨谤。
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价李鸿章的远行：“炮口勒逼之下的委曲求和既是难事，又是污名。但面对‘日人方图远略，举倾国之师，逼我和款，所索即奢，且不愿遽和’的局面，却没有一个人愿为天下作计，分担难事和污名。‘诸人相对默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