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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强烈的战斗精神
莫里哀十分重视喜剧的教育功能，认为剧作家有权干预社会生活。他指出：“即使是最出色的严肃的道德典范通常也不如讽刺那样有力……当我们把那些恶习列举出来，使它们受到大家的嘲笑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给予它们以沉重的打击。”莫里哀的这一思想，贯穿在他全部优秀讽刺喜剧之中，是我们了解这位喜剧大师的作品的一个总纲。
在莫里哀生活的时代，中央王权与贵族和教会中的反动势力的斗争时起时伏，从未间断过。在进步与倒退的斗争中，他以大无畏的精神积极地“干预社会生活”，无情地揭露“时代的恶习”。莫里哀把喜剧作为武器，向封建贵族和反动教会发起猛烈的攻击。他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以朗布耶公馆为代表的贵族沙龙，戳穿了上流社会“典雅”情趣的空虚实质；他对贵族糜烂淫荡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他把假信士搬上舞台加以揭露，并把宗教教义的欺骗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莫里哀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进步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冲锋陷阵，表现出在其他古典主义作家身上罕见的激进的民主主义倾向。
另外，他把资产阶级的“恶习”也置于可笑的境地，进而给予辛辣的嘲讽。非法致富的放债人和醉心于贵族化的资产者，在他的笔下丑态百出，狼狈不堪。
总之，他向一切不利于时代发展的“恶习”开火，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二浓郁的时代气息
莫里哀喜剧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直接从现实入手选择讽刺的对象，这有别于古典主义悲剧借古喻今、从侧面反映现实的表现方法，因而更具有战斗性和劝谕性。
莫里哀曾批评过古典主义悲剧在题材上远离当代生活的倾向。他认为，“描写英雄，可以随作者的方便。那是随心所欲画出来的肖像，象不象真的，并没有人注意。你只须任凭想象力纵横驰骋就行了。想象力当然难免要抛开真实而追求神奇怪异。”但喜剧却应当“探究人们的可笑之处”，因此，作者的任务不是臆造而是写实。
莫里哀的喜剧之所以高于其他古典主义作家的作品，主要原因就是他运用娴熟的现实主义笔法，生动地反映了法国人的实际生活。尽管他在塑造达尔杜弗和阿尔巴贡时都作了一定的艺术夸张，但无论怎样，观众总是感到这两个形象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影子。莫里哀作品中的现实主义色彩，还表现在剧中人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景物绘声绘色的描述。我们能从道丽娜（《伪君子》中的女佣）随口描绘出的当时法国外省生活的画面中，领略到巴尔扎克“外省生活场景”的意境。
三典型的人物形象
莫里哀强调喜剧的任务是“真实地描绘人类的毛病”，但喜剧形象绝不是肖像。这里，他暗示了艺术形象所具有的概括性。
正是运用概括和夸张的手法，他塑造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为后世留下了象达尔杜弗和阿尔巴贡这样的历久不衰的典型形象。在古典主义悲剧中，君臣王侯占据着舞台中心，而仆人、随从之类的角色不过是无足轻重的陪衬。与此相反，莫里哀在自己的喜剧中，有意塑造了一些与剧情发展有密切关系的下层人物，他们头脑清醒，目光敏锐，往往是智慧与正义的代表。下面，着重谈谈这类形象。这些下层人物在剧中虽然是以男仆女佣的身份出现的，但他们的作用却是丝毫不可低估的：《太太学堂》中的尤尔耶特（女拥）一语双关地把阿尔诺耳弗比作牲口，巧妙地嘲弄了这个夫权主义者；《伪君子》中的道丽娜 （女佣）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伪君子达尔杜弗的险恶用心；
《堂璜》中的斯卡纳赖尔（男仆）对放荡无度的贵族主人作了义正词严的谴责；《吝啬鬼》中的阿箭（男仆）为了成全克莱昂特与玛丽雅娜的婚事，偷走了阿尔巴贡埋在花园中的钱箱，剧情随之遽变；《司卡班的诡计》中的司卡班（男仆）巧施计谋，使两对情人结为百年之好，并在光天化日这下把主人痛打一顿。这些“卑贱者”所具有的机智、热情、狡黠的性格特点，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里哀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塑造出上述形象，是与他长期接触广大民众的艺术实践分不开的。这些虎虎有生的下层人物，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而且也是封建等级观念的大胆的挑战者。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贵族成员、心态各异的资产者和个性鲜明的男仆女佣，莫里哀是在巴尔扎克之前塑造人物形象最多的法国作家。
新星耀眼成就超前
—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第二个代表作家拉辛
拉辛的生平
让·拉辛 （1639—1699）是继高乃依之后的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第二个代表作家，也是十七世纪下半叶最有成就的法国古典主义悲剧诗人。
拉辛出生在离巴黎不远的拉费尔戴—米龙小镇的一个中小资产阶级家庭，自幼父母双亡，是祖母和姑母把他抚养成人。他的长辈都是詹森派的忠实信徒，因此，从小他就进入波尔—罗雅尔修道院，在詹森派创办的格朗芝学校读书。詹森派是荷兰神甫詹森所创的一个新教派，其教义与法国的加尔文派接近，被天主教会视为异端。法国詹森派的成员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主，他们时常受到政府和天主教会的迫害，这使拉辛从小就感受了现实生活的严酷性。拉辛所在的修道院学校的老师都是当时欧洲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学识渊博，对希腊文学有很高的造诣。拉辛在学校攻读希腊语，并阅读了大量的希腊文学作品，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欧里庇得斯的剧作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这在他以后的创作中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1658年，十九岁的拉辛来到巴黎的阿尔古学校主修逻辑学。在此之前，师长和家人曾希望他留在修道院过一辈子隐修生活。但他无意担任神职，更不愿做一个超尘拔俗的“孤独者”，他所热衷的是文学创作。
1660年，他为路易十四的婚典写了一首颂诗《塞纳河的仙女》，受到当时文坛要人夏普兰的赞许。两年后，他发表了诗作《国王的康复》，为此得到国王的赏赐。不久，他又写了《诗神的名望》，以表示对路易十四的感谢。在这期间，他结识了拉封丹、布瓦洛和莫里哀等人，这更加坚定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
1664年，他写出第一部悲剧《忒拜依德》，从此开始了悲剧诗人的生涯。但这第一炮并没有打响，作品未能体现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才能。一年之后，他的第二部悲剧《亚历山大大帝》问世，作品迎合了当时观众的品味，获得了不小的成功。法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圣埃佛尔蒙看过这个剧本之后，表示不再为高乃依已届风烛残年而惋惜，不再担忧法国悲剧将随着这位作家的谢世而死亡。早在拉辛为国王创作颂诗的时候，罗雅尔修道院的师友们就感到十分焦虑，生怕他误入“魔鬼之门”。这两部悲剧上演后，他们感到更加不安。为了防止作者“灵魂堕落”，由修道院的著名学者尼高尔出面给拉辛写了一封信，向他明确指出：戏剧作品伤风败俗，小说家和剧作家是公众心灵的毒害者。奉劝他及早回头，改弦更张。拉辛对此十分气愤，他以论战的口气写了一封复信，驳斥了尼高尔等人的观点，这导致了他与詹森派关系的破裂。
1667年，拉辛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杰作《安德洛玛克》。这部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五幕悲剧，与高乃依的作品截然不同。高乃依惯于颂扬理想化的人物，在他的悲剧中观众只能看到刚毅有力、能征善战的完美的英雄形象，而拉辛的这部悲剧却表现了人在丧失理性后的状态，谴责了贵族的丑行，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演出曾轰动一时，《安德洛玛克》所获得的成功不亚于高乃依的《熙德》。但该剧受到贵族保守势力的指责，理由是：悲剧是“高雅的”体裁，只能表现理性的胜利，而《安德洛玛克》却背道而驰，描写了纵欲的国君和宫中的情杀事件。贵族集团对拉辛施以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他把自己的创作方向暂时转向了喜剧。
1668年，他写出了唯一一部三幕喜剧《讼棍》，嘲讽了一个以听审为乐的诉讼狂。该剧在凡尔赛宫演出时，博得了国王的欢心。不久以后，拉辛又回归于悲剧创作。1669年，他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