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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央集权国家结束了贵族占地为王的混乱局面，逐步实现了全民族的统一，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古典主义作家反对分裂势力、拥护中央王权的政治倾向，显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他们错误地把封建君主看成全民意志的体现者，大力宣扬“忠君”思想，闭口不谈社会变革，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于封建贵族的妥协。
二 崇尚理性原则提倡自我克制追求正常情理
笛卡尔的唯理论为古典主义文学提供了哲学基础，对十七世纪法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国古典主义者，把理性作为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和衡量作品的唯一标尺。在坚持理性至上的同时，他们还提出了“合情合理”与“健全和谐”等概念，作为对于理性原则的具体补充。他们向往合理的社会生活，寻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对此，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作了这样的总结：
不管写什么主题，或庄严或谐谑，都要情理与音韵永远互相配合，……
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合情合理”是有所指的。胡格诺战争结束后，中央王权为了集中对付封建分裂势力，稳定国内局面，对资产阶级的利益级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照顾，政治形势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颇为有利。因此，古典主义作家认为这样的社会环境是“合情合理”的。他们希望世上的一切都是和谐、明朗、匀称的，提倡万事有常，周而复始。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提出反对禁欲主义、追求个性解放、肯定现世享受等一系列主张。这些主张在十七世纪仍有一定的影响，并导致法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个人主义极端发展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古典主义者提出发挥理性的调节作用，以“健全的理性”战胜自发的个人主义倾向。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能够克制个人情欲、自觉履行公民义务的英雄。他们的作品向读者展示了这样一条准则：人生的最终目的就是为社会和国家效力。他们把巩固和加强统一的民族国家视为已任，并大力宣扬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悲剧作家高乃依的许多作品，都是以理性和情感、意志和欲望、义务和激情的冲突为主题的，而胜利永远属于理性，意志和义务。当然，不同的作家往往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赞美理性原则的。拉辛的一些作品侧重对封建贵族的龌龊行为进行揭露和谴责，他把贵族荒淫无度的本性归结为情欲战胜理智的结果。这就从反面告诫人们：一旦理性丧失，人和社会就要偏离常轨。
三模仿古代作家采用历史题材
古典主义理论认为，每一种体裁的典范作品在古代就已经创造出来了，后世作家的使命就是最大限度地接近这些范例。古典主义家在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中发现了理想的英雄人物，因此他们自觉地依从古代大师的创作经验并以此为荣。拉辛在其悲剧 《依菲热妮在奥利德》的序言里直言不讳地承认：“我力求更紧密地追随欧里庇得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著者）。我要说，我的悲剧中最受赞赏的一些地方都要归功于他。我之所以愿意这样说，主要是因为这些赞赏更坚定了我一向就有的对于古代作品的敬仰。”布瓦洛在评论拉辛和莫里哀的艺术成就时，也没有忘记从古代文化中溯源：“形成拉辛的是索福克勒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著者）和欧里庇得斯，莫里哀是从普拉图斯 （古罗马喜剧作家——著者）和泰伦斯（古罗马喜剧作家——著者）那里学到他的艺术中最为精妙的东西的”。
古典主义作家注重加工处理现成的故事情节，他们常常从古希腊、特别是古罗马文学和历史中寻觅题材，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高乃依的《贺拉斯》和《西拿》均为古罗马题材的悲剧，拉辛的《安德洛玛克》和《费德尔》则直接取材于古希腊悲剧。当然，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再现原有的情节，而是运用艺术手法把自己的意图和主张注入到那些古老的故事之中。以高乃依的《熙德》为例，该剧虽然是以十一世纪的西班牙骑士熙德的故事为题材，但剧中的主人公却具有崇尚理性、拥护王权的时代特征。显然，作者是在以古喻今。
四依形式论尊卑为戏剧定戒律
理性在古典主义者的心目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他们认为，理性是衡量艺术美的主要标准，古希腊、古罗马大师正是按照理性原则进行创作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了保证理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成为指导文艺创作的首要原则，古典主义理论家制定出一整套象数学公式一样精确的艺术法则，这主要包括戏剧创作中的“三一律”和文学体裁的划分法。
所谓“三一律”实际上是指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一致的规则。具体地说就是：一出戏只演一个事件，剧情必须发生在同一个地点，时间跨度不能超越一昼夜。理论家布瓦洛在 《诗的艺术》中把“三一律”概括为：
一个地点、一天、一个既成事实
从头到尾把戏剧加以充实。
这里，我们还是先简单地回顾一下“三一律”形成的过程。早在十六世纪中叶，就有人提出过这个主张，但在1630年以前，“三一律”并没有成为剧作家普遍接受的规则，甚至还有人大声疾呼地加以反对，要求保持创作的独立性。随着古典主义的兴起和文学艺术规范化工作的深入，法国剧作家梅雷（1604——1686）从1630年开始在悲剧中运用“三一律”。这首先引起了黎塞留的注意，当时他十分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戏剧创作的动向。他认为艺术应从属于国家，作家的创作要严格遵守规则以便接受政府的监督。梅雷的作法正符合黎塞留的意图，得到官方的赞许。此后，评论家夏普兰在《关于戏剧艺术的信》和 《法兰西学院关于＜熙德＞的意见》中，借亚里士多德的名义要求剧作家接受这一戒律。这样，“三一律”便成为当时法国悲剧创作的唯一准则。那么“三一律”究竟是不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呢？亚里士多德在 《诗学》中确实强调过戏剧“动作或情节的整一”，但根本没提出过地点的整一，因为古代戏剧没有幕间休息，不存在变更地点的问题。至于时间的整一，那只不过是希腊剧作家在当时的一种普遍的用法，并没有什么人把它作为一种创作理论特别地提出来。马克思在分析这种情况时指出：“毫无疑问，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 （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1651——1722，法国翻译家，曾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著者）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间地坚持这种所谓的
‘古典’戏剧。”现在问题就清楚了，“三一律”是十七世纪法国君主专制时期确定下来的一种艺术戒律。“三一律”适应了戏剧情节须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高度集中的要求，因而使得古典主义悲剧在结构上具有严密紧凑的特点。但“三一律”要求人们按照预先规定的理论进行创作，极大地束缚了艺术家的能动性，给古典主义戏剧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果：形式上过于拘泥，内容上或多或少留下了枯燥无味的纯理性的痕迹。
除了“三一律”外，对文学体裁等级的划分是古典主义的另一个重要规则。古典主义理论家把文学体裁分为“高雅的”和“鄙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