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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终，而打得头破血流的。纵是对民主政治信仰坚定、以身许国的民运人士，他们如有三人共事，也是跳不出此一‘民族公式’的。何以如此？我们只能说，一是民族劣根性，天赋如此，上帝造的；二则是民族文化传统如此，吾友柏杨所谓‘酱缸’是也。我民族要把这酱味清洗干净，笔者就认为非两百年不为功。
让我们再看看英国人，他们的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合作（搞Team Work），能自治（Self…government）。三个英国人在一起，就能组织个让大家共同发财的公司（pany）；组织个互利互信的社区（Self…ruled munity）。我们华裔就是搞不来嘛。夫复何言。以上所说还是单纯的人际关系。一旦沾上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那就只有动刀动枪，彼此杀得人头滚滚了（不信且看看蒋介石和汪精卫；毛泽东和刘少奇）。英国人乃至扩大至英语民族，他们也有为争权夺利而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但是在斗到难解难分，你死我也不活时，他们就能订个平等的合同，彼此握手，言归于好，大家按合同行事，这个合同在政治上就是宪法。在宪法之下，大家都是钩心斗角的赌客，但是，赌奸，赌猾，不赌赖；不卷袖子，不出恶声，大家来踢他个心平气和的法律皮球，依法行事。这就是民主法治了；民主应从守法开始。虽坏法犹胜于无法无天也。
美国这个英语民族的二房，他底两党制的民主政治，却是从你死我活、利害冲突的贪污分赃开始的。在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时代（President John Adams；1797…1801）贪污横行，结果杰弗逊也组织个政团，来加以抵制。庶几，要贪污大家一起贪，你贪我也贪；有赃大家分，你分我也分，结果两派势力平衡，你也贪不了污，我也分不了赃，大家依法行事，就变成一国两党制的民主法治了。所以美国史家公认，美国的民主政治实在是从最不名誉的贪污分赃（Spoils System）开始的。我们今日打开电视，这场赌博就正在美国国会之内热烈地进行之中。只是这场赌博的筹码，却是由一位青年荡妇，替他们总统作口交开始的，也太不成体统罢了。因此民主的基础是法治，无法无天，是搞不了民主的。
谈一段比较史学之后，让我们再看看民初袁后的政局。依法则段祺瑞的政府是个责任内阁；黎元洪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三千年的中国政治史上，除掉个阿斗和若干‘亡国之君’以外，还未尝有过什么虚君呢。黎元洪虽是个菩萨，却不愿做亡国之君；更不愿在北洋系段祺瑞之下做阿斗。俗语说，阎王易处，小鬼难缠。上文曾提过，以前唐绍仪总理也曾把袁总统当成个虚君，袁还可容忍于一时，可是总统府里的小鬼，却认为总统被总理‘欺侮’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哪有宰相欺侮皇帝的道理呢？朋友，要把这道理说得举国人民都不以为异，这桩洗脑工作需要两百年的长时间呢。
如今黎之与段，菩萨有时尚能维持庙堂风度，可是他下面的秘书长丁某那个小鬼，就咽不下那口气了。他尤其吃不消的是，段总理之下，那个趾高气扬，在总统府内，居然也颐指气使的徐树铮那头小鬼。在他一再的抱怨之下，连黎总统也抱怨起来说：‘什么责任内阁，简直是责任秘书长嘛。’这种无聊的口舌之争日久变质，使内务总长孙洪伊也卷了进去。这种人事纠纷，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里，至多只是一桩茶壶风波罢了。一切依法解决。但是发生在毫无法治观念的中国，就无‘法’解决了。发生了政潮，只有靠第三者来调解。在中国的政治圈里，哪里又有真正的第三者呢？大家党同伐异，就治丝益棼了。结果只有靠武力解决，就枪杆子出政权了。
在段氏内阁所发生的，孙、徐的决斗，就是无‘法’解决，而逐渐升级为黎段之间的政潮，而天下大乱的。现在且让我们看看，孙洪伊和徐树铮，究竟是什么个货色儿？
孙徐之争升级为黎段之争
孙洪伊（一八七○…一九三六），直隶人，为冯国璋的同乡。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圈里，同乡是有其特殊的派系意义的（和今日台湾所谓省籍情结大致差不多）。远在清末，孙氏已脱颖而出，荣任直隶咨议局议长。宣统年间当各省咨议局联合奏请清廷早开国会时，孙即被推举为请愿团常驻委员。辛亥后，孙出任民元国会众议员，原属进步党，旋转国民党。所以孙在中国议会政治中，出道甚早，在各种国会斗争中，可说无役不与，是位极有影响力、而善于纵横捭阖的老政客。因此在段祺瑞于民五（一九一六）六月组织其‘混合内阁’时，孙乃被网罗为教育总长。教育总长在民初北京政府中，原是个冷卫门。段氏显然知道，孙某不是个省油灯；不敢不加笼络，同时也不敢过分重用。但是孙某岂是池中物？入阁未几，他就被调任至极有权力的内务总长了。孙甫上任，他这个善于纵横的老政客，就卯上了一个比他年轻十岁的跋扈将军小徐（树铮）。一个槽栓不了两头叫驴，他二人就厮杀起来了。现在让我们也看看小徐是老几？
徐树铮（一八八○…一九二五），江苏萧县人。幼年也是个小才子，和梁启超、蔡锷一样，十二岁便考取秀才，但是乡试不售，所以他也和袁世凯、胡传（胡适的父亲）一样去投军游幕。他初试投袁，但袁的地位太高了，他攀不上，乃投段，果为段所赏识，并资助其留日习军事，进士官。返国后就一直是段的死党了。至民初段出长陆军，徐已窜升至陆军次长，官拜中将，而头角峥嵘矣。因此在北洋中竟在老徐（世昌）之后，被称为小徐。小徐其人虽未必是个一流军官，但此人却精明强干，案牍如流，是第一等幕僚长人才。以故在段氏组其混合内阁时，乃擢升小徐为国务院秘书长。此时段已年逾五十，国事蜩螗，日不暇给，例行公事乃悉由小徐一手处理，此在旧式官场里，所谓代拆代行也。当时段氏是全国一人的大总管，代拆代行的小徐，因而也就权倾一时；而小徐的个性，既不像黎总统那样的菩萨；更不像陈布雷那样的夫子。他是个光芒四射的干才。因此对内他固然是段总理不可一日或缺的左右手；对外他难免就变成众矢之的的憎恨和忌嫉的重心。最后竟为冯玉祥所捕杀，冯氏却谎称为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干的；目的是‘为父报仇’。此是后话。
【笔者附注：当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先生与张作霖、段祺瑞成立三角联盟，合力声讨曹、吴时，当时代表段氏前往桂林谒见孙公的，便是徐树铮上将，而奉孙命沿途作地陪招待徐氏的便是蒋介石中校（编者按：蒋氏时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中山对徐推崇备至，而期望尤殷。徐对蒋也印象极好。因此在孙公面前，也称许蒋中校为难得的人才，卒使孙公对蒋也另眼相看，始有蒋公后来在国民党阵营中之飞黄腾达。因此蒋对徐氏知遇之恩，念念不忘。蒋公最重江湖义气。对徐氏后人亦视同子侄，着意提携。徐氏长子道邻后竟为蒋公延为家庭教师，教经国汉文。道邻曾含笑告我说：‘经国每次写信给我，都称我作夫子大人呢。’蒋公战前撰写‘敌乎？友乎？’以警告日本军阀的长文，也是借用徐道邻之名发表的。徐氏对蒋公家事，所知亦深。曾为笔者道之弥详。也都是民国史上难得之掌故也。抗战前，冯玉祥在‘中原大战’被打败，上泰山‘读书’，靠韩复矩‘奉养’，变成韩氏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韩曾暗中派人去找徐道邻，叫他上泰山去把老冯一枪干掉，以报‘父仇’。徐氏跟袁克定一样，不良于行，哪能当刺客呢？他更不愿为韩军阀来牺牲自己，道邻后来改采‘依法’报仇，抗战中期，徐氏曾在重庆具状向法院控告冯玉祥无故杀害徐树铮，那有何用呢？…这些都是徐道邻先生亲自向我说的口述历史。索性再多记两则小掌故：抗战中期，重庆中央大学‘歌乐平剧社’的几个青年戏迷，正在宿舍里拉胡琴、吊嗓子，忽然门上咚咚两声，便推门走进一位身材高大、胖嘟嘟的中年贵妇来。她以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含笑而大声的说：‘你们唱得好，也拉得好呀。我也来一段…‥。’她就招呼拉琴的说：‘碰碑。’接着她就使起舞台姿势，大声地唱起来。乖乖，那一派悠扬顿挫、悲壮凄凉的味儿，简直不是余叔岩，也是马连良。唱后大家鼓掌称赞。她连连道谢，就握手要走了。拉琴的问她：‘您贵姓？’‘我呀，’她说，‘我就是为父报仇的施剑翘。’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