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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一旦认识到麦克林托克提出的理论的重大意义，便将追求真理的热情、 仰慕伟人的崇敬之心，一下子倾注到她的身上。1981年，对于79岁高龄的麦克林托 克来说，是特别热闹的一年。到处都在邀请她去演讲和座谈，等待她的接见，向她 索取玉米种子。科学界高度评价她的科学研究和人格。她的早期同事、玉米遗传学 家M。卢德斯说： 、我知道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但是只有一位，我认为是杰出的科 学家， 无疑是麦克林托克“。哈佛大学的M。梅西尔逊推测说：”历史将记载她作 为奥妙而且复杂的遗传理论的先驱“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 者之一沃森说：”她是个伟人，她孤军作战，标新立异。她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 我国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也指出，麦克林托克走在时代前面，她的光辉发现应 获诺贝尔奖。有好些研究小组争先恐后地用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来支持麦氏的体系， 并试图阐明流动基因如何工作。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特别是这年年底，她连获三 项大奖。这就是：阿普拉斯卡基础研究奖（这是美国荣誉和声望最高的医学奖，通 常是通向诺贝尔奖的台阶），麦克阿瑟基金会奖和以色列的沃尔夫基金会奖。
过惯了冷落寂寞生活的麦克林托克，面对国内外科学界的赞誉和奖励，又添了 一种新的烦恼。她闸局促不安地向记者表示，她完全不喜欢宣扬；她所想的只是退 到实验室里一处安静的地方；她不在乎个人财物，也不喜欢积聚个人财物。
冷落的原因和启示
麦克林托克的“转座子”理论为什么会被科学界冷落了四十年左右的时间呢？ 综合起来看，不外乎下述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转座子理论和经典遗传学的关系来看，转座子理论推翻了经典遗传学 关于基因是稳定的这一传统观念，是一种革命性的理论，因而不能为经典遗传学家 所接受。
第二，从转座子理论和分子遗传学的关系来看，是由于前者走在了时代前面， 是一种超时代发现。科学界还没有做好接受它的准备。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到分子遗 传学家的冷落。一般说来，一项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只有当社会以其科学技术发 展的全部进程为领会它们准备的时候，也就是如通常所说的，当这种发现或发明的 思想“已经成为潮流” 的时候， 才能为社会立刻领会，给予正确评价和使用。而 “超进代”的发现和发明，远远走在了绝大多数人认识进程的前面，只能为极少数 人所接受，而不能此起同时代大多数的共鸣，往往长期作为“自在之物”存在，受 到人们的冷落。只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当这种发现或发明为某人或许多人所重复的 时候，人们才重新提起它、研究它。转座子理论正是这样。对于麦氏来说，在30年 代，它便成了“为我之物”；而对于绝大多数分子遗传学家来说，只是进入到80年 代时，它才被真正认识到。她的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像爱因斯坦的理论一样，人 们都很佩服它，但很少有人能说已经弄懂了。“阳春白雪，和者为寡”。人们不懂 它，当然也就谈不上接受它了。
第三，从转座子理论赖以建立的实验材料看，是由于它离开了分子生物学的主 流。麦克林托克虽然身在冷泉港生物学实验室，但她所采用的材料，与该室中极大 多数科学家不同。她没采用病毒和细菌作材料，研究基因的拼接、剪切和重组，而 是采用玉米这样的高等植物作为研究对象。据美国《时代》周刊称，对她这种坚持 用经典遗传学的技术研究遗传秘密的做法，她的同事一直是感到“不可思议”的。
此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和她的孟德尔式的孤军作战的方式有关。这种方式对 于她的理论的传播是非常不利的。据有人对科学上克报阻力过程的专门研究，许多 革命性的发现，只有借助于团结一致的积极分子团体的活动，才能较快地得到科学 界的承认。这点，正是麦氏的工作方式所欠缺的。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麦克林托克采用了孟德尔式的工作方式，利用了大体相同 的实验材料（都是高等植物），得出了相同性质的超时代发现，也遭受了大体相同 的命运，但她毕竟在晚年看到了自己理论的胜利，并获得了科学界的最高奖励—— 诺贝尔奖。
麦克林托克奋斗五十余年的科学生涯，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我 们要学习她敢于推翻传统理论观念的革命精神；学习她献身科学、不惜牺牲个人利 益的高风亮节；学习她不因冷遇而自弃、不为荣誉所陶醉，始终如一，孜鬃追求真 理的高尚情操；学习她在经典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之间铺设桥梁、开辟新领域的创 新意识；学习她洞见细微的敏锐观察力和见微知著的高度想象力；学习她从运动角 度思考问题的辩证方法。麦克林托克的遭遇也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对待一种新学说时，我们要努力克服思维的保守性，采取正确的态度给以热情支 持。在评奖中，我们应努力做到有眼光、有魄力、有远见，不仅对那些很快就要被 证实的发现应该给予奖励，而且对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充分证实的超时代发现也 应给予荣誉。人们预计，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对麦氏的奖励，在科学界将受到广泛的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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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只尊仲景书，却遗后贤法
——吴又可及其《瘟疫论》的遭遇
中医对传染病病因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到了明代末年著名升学家 吴又可提出了突破性的见解戾气说。这种学说在细菌学没有诞生的年代里，对 指导和治疗热性传染病的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这种学说能够得到继续发展， 无疑地会对祖国医学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当时社会、思想、科学技术等水 平的很制，吴又可的卓越见解没能得到继续发展，甚至没有引起当时医学界应有的 重视，实为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一）
明朝中晚期，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对人民的统治日益 深重，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不断增加，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尖锐化，各地频繁爆 发农民起义，反抗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明朝统治机构日趋动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 下，百姓不得安宁，生活极度贫困，各地相继出现疫病。据史书记载，1408－1643 年，共有大规模的疫病流行39地次，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以来疫病最严重的时期。 因疫病而死亡的人数十分惊人，1408年，江西、福建两地死亡七万余人；1444年， 绍兴等地死亡三万余人；1456年，桂林死亡二万余人；1643年，京师死亡二十余万 人，不论男女老幼，染病即死。
传染病的大流行给中医界提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从理论上搞清 病因问题，另一方面是在实践上解决治疗问题。早在中医理论奠基时期，《黄帝内 经》一书对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热性病有过这样的论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 类也”，指出热性病是人体伤于寒而发病。处于朴素经验阶段的早期中医学，对急 性传染病与一般传染病在概念上没有严格的区分，从主要症状上统称热性病，从病 因上称为伤寒。在此基础上，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名机，约公元150－219年）结合 医疗实践，在病因上下定义，把这一类病定名为“伤寒”。他在《伤寒杂病论》中 指出：、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 为伤寒“。作为病名，”伤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多种外感热病的总称； 狭义是外受风寒、感而即发的病变。《伤寒杂病论》一书所论伤寒是广义的伤寒， 虽然有瘟病的内容，但是，重点论述风寒之邪所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和辨证施治， 对瘟病则没有系统的论述。这表明中医关于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处于初级阶段，对病 因、治疗等方面还有待于后人不断深入探索和发展其理论，逐渐建立中医传染病学。
《伤寒杂病论》以后的千余年历史中，中医在传染病方面虽然有所发展，但是， 不论在病因方面，还是传染病特点及治疗等方面，都没有根本性的突破。直到金代 医家刘完素（约1110年－？）在治疗热性病方面主张用清凉法，后来明初医家王履 （1332－1391年）明确提出“温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