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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科学技术人才的摧残同样是十分严重的。清朝治黄专 家陈潢，于1677年组织和领导了治理黄河的巨大工程，调动几十万民工，治理几百 里河道，筑堤坝，堵决口，挑引河，疏河道，调节河水流速流量，借水力疏浚海口 等等，使黄河河水流归故道。一个时期之内，黄淮没有大水灾，大运河漕运畅通无 阻，灾区人民逐渐恢复生产，免遭家破人亡若难，取得了清朝二百六十多年来治理 黄河的最大功绩。然而，陈潢的正确思想和方法，却遭到封建官僚们的非议和攻击。 他们坚持错误的主张，反而加罪于陈潢，将其“解京监候”，致使年富力强的治黄 专家积郁成疾，含冤饮恨，惨死京城。从而使当时的科学技术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
作为反动阶级集中代表的反动党派，更是扼杀科学技术成果的一股恶势力。德 国的纳粹分子成立了“反相对论公司”，极力反对相对论的传播，围剿爱因斯坦等 犹太族科学家，致使德国一大批一流的科学家不得不逃亡于国外。中中的国民党政 府也曾严重地破坏了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1943年，侯德榜博士研制成功了新式制 碱方法，命名为“侯氏碱法”，为世界制碱法的扩大生产试验工作被迫停止。抗日 战争胜利后，永利职工筹建碱与氨联合的工厂，但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只热衷于到 处进行掠夺式的接收工作和准备反革命内战，根本不关心和支持这项具有世界水平 的科技发明。这样就使建造中的联碱厂被迫中止，半截未完工的厂房矗立荒野。 “侯氏碱法”作为蓝图在档案柜里沉睡了六年之久。
（五）认识水平的限制
科学发现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现象，任何一项科学发现，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 条件下做出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 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然而，人们认识程度的提高，需要有一个过程， 而且是不平衡的，不可能同时达到一个水平上。因此，就是在时代条件基本成熟的 情况下，有些科学发现了DNA的遗传本性，说明核酸在生物体内占有重要地位，这 在核酸认识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成就。然而，由于当时人们只对蛋白质的研究较为充 分，而对DNA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认识，因此人们很难设想DNA能够作为遗传信息的载 体。当艾弗里等人发表了他们的实验报告时，非但没有立即使科学家们接受DNA是 遗传物质的正确观念，反而引起了科学界的极大惊讶、怀疑和非难，致使艾弗里的 科学结论在近十年中没有得到科学界的足够重视。一个本应由此获得诺贝尔奖金的 学者，却失去了获奖的机会。科学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诸如由于整个社会的 认识能力所奶，从亚里士多德提出整体性原理到人们对这原理有深刻认识和应用时， 已经历了二千多年的漫长历程；圆锥曲线的理论，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提出来了， 而在二千多年以后的17世纪才被人们派上用场；罗吉尔。培根的实验科学思想在13 世纪就已形成，而他的著作直到18世纪才公开出版发行，等等。
社会的实验条件，是直接影响人们认识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的认识，从根 本上说，是来源于人的实践，由人的实践决定的。一个学说、一种思想、一条结论， 在它提出之际，不能及时为人们所接受、不能得到公认，有的就是因当时实验条件 所限制。1677年，列文虎克用他自制的显微镜第一个观察到了微生物，并已接触到 了细胞，但由于他的仪器不精确，错过了发现的机会，致使细胞的发现拖延了二百 多年。1844年，威尔斯发明了N2O麻醉剂，并亲身体验取得成功，但是由于人们不 理解其中的原理，特别是他在当众实验时失败了，因而他想在牙科手术中推广，便 遭到反对，并受到攻击，致使这项发明迟迟不能推广使用。加罗德于1908年在科学 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揭示了某些疾病和基因之间的关系，开辟了一个新的认识领域， 提供了把正常人与遗传性异常病人的生物化学加以比较的研究方法，然而，由于没 有相应的实验条件，难以得到充分验证，也使他的研究成果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没有引起科学界的重视。
个人的认识水平有时也直接影响科学发现的进程。1824至1826年间，萨迪。卡 诺已开始否定热素说理论并理解热功当量。1830年，他更具体地意识到，他把蒸汽 机和水车相类比是不恰当的，有一些热在机器操作过程中转变为机械能，从而丧失 了。因引，他就放弃了热素说而采纳了热只是各种物体中许多微粒运动的看法，认 为热和机械能是可以相互转化和等价的。这实际上已初步发现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 律。然而，1832年，卡诺不幸英年陨落，他的大部分科学文稿被销毁。幸运的是， 其中关于能量守恒和转化思想的部分手稿，被他弟弟保存下来了。但是，由于他弟 弟对这一科学新思想毫无认识，结果这部分手稿被埋没了46年之久，直到1878年才 公布于世。
（六）管理政策和方法的不当
一个国家的科技管理政策和方法是否正确，是直接影响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科学史上，由于科技管理政策和方法的不适当而造成科学蒙难的情况是多种多样 的，其中三种情况较为突出。
其一是闭关自守。中国明代末年的医学家吴又可，为了解决广泛流行的瘟病， 立足实践，正视现实，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病原说——戾气说，写出了 《瘟疫论》一书，从病因、发病、传染过程和治疗原则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 述。从此，把瘟病、瘟疫和伤寒明确区分，为中医学揭开了新的一页。然而，由于 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推行的是闭关自守的政策，使得中医学界不了解随着文艺复兴蓬 勃发展起来的西医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天于瘟病的研究成果，因而也就不能理解吴 又可提出的病原说、特效药的主张，结果这一先进思想被不声不响地埋没下来，使 中医学关于瘟病的研究迟了三百余年。
其二是行政命令。这方面教训最为深刻的就是苏联对相对论、控制论和共振论 等理论的批判。这些批判已超出了学术讨论、争鸣的范围，是从行政上下命令进行 攻击和围剿的，严重地阻碍了这些理论在苏联的传播、研究和发展。
其三是不能正确处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1952年，日本化学家福 井谦一等三人在美国《化学物理》上发表了《芳香烃化学反应活性的分子轨道理论》 一文，创立了分子前线轨道理论。尔后的几年中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 应用量子力学的理论和方法计算电子密度和描绘能级图，把简单分子轨道理论向前 推进了一大步，在不使用大型计算机做复杂的精确计算的情况下，能较好地推测和 解释一些化学反应的结果。然而，由于日本当时只注重技术及其应用，忽视基础理 论的研究，提倡模仿，忽视创造，因此，福井谦一的创造性发现在国内得不到发表 的机会，更谈不上受重视了；在国外发表以后，日本人仍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直到三十年后的1981年，福井谦一的理论才得到国内、外的公认，他才因此获得诺 贝尔化学奖。
（七）错误哲学思想的障碍
有研究表明，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深受哲学高潮的影响，而正确的哲学思想常 常是科学的先导。这从正面说明了哲学思想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相反，错误的哲学 思想往往是科学前进的一种障碍，也是造成科学蒙难的一个因素，它从反面说明了 哲学思想对科学发展的作用。
举例言之，宗教神学是整个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一种错误的哲学思潮，它对自 然科学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那时，数学成了数的神秘论，天文学成了妖法和占星 术，物理学成了神奇的魔术，化学成了炼金术，……一切科学都披上了唯心主义的 神秘外衣。正是由于宗教神学的影响，许多著名科学家走上了歧途。法国数学家巴 斯卡，创立了数学归纳法，发现了二项式展开的系数规律，提出了射影几何的一个 基本原理，并由此做出了四百多个推论，而与费尔玛一起奠定了概率论的基础等。 然而，由于受宗教神学的影响，他从童年起就想把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