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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特别强调的是，陪审团不仅是一种司法审判制度，而且是美国分权制衡政治体制中的一个特殊权力机构。常言道，任何权力都需要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为了杜绝专制腐败，美国制宪先贤在制度设计上殚思竭虑，煞费苦心。按照分权制衡原则，国家权力被一分为三，即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各行其是，相互制衡。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司法权予以分立，将司法审判权再一分为二：一是事实认定权，二是法律适用权。陪审团行使事实认定权，法官行使法律适用权。当然，事实认定过程与有关法律法规和诉讼程序密切相关，所以，陪审团作出事实裁决，需要了解基本的法律程序和证据规则，对法官的法律解释和裁决指导洗耳恭听，并非随心所欲，放任自流。
根据美国宪法，对于陪审团作出的事实认定，法官不得轻易推翻〔3〕；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职权，只是对上诉案件进行法律审查，而非事实审查，其作用仅在于审查和监督下级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是否正确。在基层法院的审判舞台上，检察官和律师是领衔主演的演员，陪审团是审查“演出”和决定诉讼当事人命运沉浮的“观众兼领导”，法官则大致相当于“陪演”的裁判、司仪、量刑官兼临场法律导师，基本上是个“坐山观虎斗”的角色。因此，将英文“Jury”一词汉译为“陪审团”，似乎有失其精确含义。准确地说，美国的陪审团是与检察官、法官分享起诉权和审判权的“无任所人民检察院”和“无任所人民法院”，并非“陪着法官审判”的陪衬或摆设。
近现代陪审制度成型于英国。从历史角度看，这一制度的出现，主要是出于民众对抗王权的政治需要，而非单纯司法审判的考虑。回首历史，实施宪政法治的关键和难点，并不在于以如椽巨笔立宪修宪，并不在于挟雷霆之威颁布法律法规，而在于能否有一个秉公执法、廉洁独立、程序公正、具有权威的司法机构。否则，再好的宪法和法律，也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陪审团制度在维护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遏制司法腐败和贪赃枉法，提高公民素质和普及法治精神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首先，陪审团制度有利于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陪审团制度的实质和特点，即是分权制衡，民主参与，监督审判，遏制腐败，不惜把法官像盗贼一般提防戒备，不顾成本昂贵，劳民伤财，效率低下，争议百出，坚持让普通民众与专业法官平起平坐，分享权力。法国著名宪政学者托克维尔指出：“实行陪审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把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他还强调：“将陪审团仅仅看成是一种司法机构，乃是看待事物的相当狭隘的观点，因为它虽然对诉讼的结局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它对社会命运本身却产生大得多的影响。陪审团因而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应当始终从这种观点对它作出评价。”〔4〕
与间接参与公众事务、投完了票就只能“望权兴叹”的选举权相比，陪审团制度使普通民众凭借抽签，而不是财富、声望或选票，就能直接参与日常性公众事务，真正体验“当家做主”、“大权在握”的滋味，使英美政治制度中“缺乏民主”的司法领域反而成为“最民主”的政府部门〔5〕。陪审员从涉案当事人所在地区选出，能够较好地反映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和法制观念，正确理解案件事实的本来面貌，因而对案件是非曲直的裁决比较容易被民众接受，具有比职业法官更令人信服的社会公信力。此外，在多党制的民主体制中，陪审团制度也是防止滥用司法权力、避免恶性党争的安全阀。比如，在“水门事件”和“拉链门”案中，尽管独立检察官身处敌对党派阵营，心存党同伐异之念，但无权正式立案调查和起诉总统。只有联邦大陪审团做出起诉的裁决之后，独立检察官才能在“顺从民意”的旗号下，穷追不舍，大动干戈，启动司法调查程序。
陪审团制度中的民主参与是美国诉讼制度最具诱惑之处，体现了美国法治的民主性。司法民主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司法部门和官员独断专权，黑箱作业，贪赃枉法，以权谋私，任意侵犯民众权益。如果制度上没有权力制衡和制约，体制上没有民主选举和新闻监督，听任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专横跋扈，权力无限，将导致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最终可能危及政府统治的合法性。
其次，陪审团制度是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如果无论在人事上还是在财政上，司法部门及其官员与其他政府部门均存在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复杂关系，那么就很难谈得上依法独立审案。法官不是不能依法审案，而是依法审案可能遭到报复，丢掉饭碗。在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的条件下，法官如何独立办案？法官又凭什么独立办案？
相比之下，陪审团随机成立，随机解散，与官僚体制毫无瓜葛。陪审员对判决的结果不负任何个人责任，没有宦海沉浮、人情世故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判决一旦做出，陪审员走出法院大门，不再具有任何法律职能，也不得服务于随后的审判程序，悄然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这种制度能够比较有效地维护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冲破司法系统的“关系网络”，防止其他权力部门对司法权的影响和干扰，减少对法官个人素质的过分依赖，避免利害关系人施加压力和打击报复，缓和被判有罪者与司法机关的对立情绪，减轻法官审案的政治风险和社会压力，减弱民意和舆论的抱怨和谴责。
从某种意义上说，陪审团其实是法院的避雷针和法官的护身盾。司法裁决涉及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在案情错综复杂、事实波谲云诡、证据争议极大的大案要案中，法官永远都会面对模棱两可、难以确定、扑朔迷离、后患无穷的事实问题的纠缠。可以设想，在辛普森涉嫌杀妻、罗德尼·金被殴这类轰动全球、争议极大的刑事大案中，如果改由职业法官独立审案，一锤定音，那么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法官都将落得引火烧身、千唾万骂、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从此退出审判舞台。而陪审团不计“个人毁誉”，承担了司法过程中最令人头疼的任务，即在疑难大案中裁决被告是否有罪，使法官超凡脱俗，扬长避短，摆脱复杂纷繁的事实难题，集中精力处理自己擅长的法律问题。
陪审团虽然分割了法官的审判权，但却减轻了法官的审案压力，减少了法官卷入司法腐败的机会，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法官秉公独立、强大有力、位尊权重、廉洁奉公的“护法神”形象。托克维尔精彩地评论道：“表面上看来似乎限制了司法权的陪审制度，实际上却在加强司法权的力量；而且，其他任何国家的法官，都没有人民分享法官权力的国家的法官强大有力。”〔6〕确实令人不可思议，陪审团制度赋予“外行”参与司法、分享权力、裁定事实、遏制腐败的权利，结果反而大大提高了“内行”的权威和声望。
再次，陪审团制度是遏制司法腐败的防护堤坝。陪审团一般在案发地区随机选出，而且就某一特定案件而选出，使案件的利害关系人来不及而且很难引诱和贿赂陪审员。即使当事人神通广大，铤而走险，但陪审团由十二至二十三人组成，身份不同，背景各异，致使贿赂成本极高，难度甚大，风险过高，稍有不慎，很可能弄巧成拙，惹祸上身。依美国法律，行贿陪审团是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联邦重罪，最高刑罚高达有期徒刑十五年。违法乱纪者一旦露出蛛丝马迹，大名鼎鼎的联邦调查局立刻打上门来，不怒而威，震慑极大。
在重大的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法官可以依法将陪审团“与世隔绝”，使其免遭外界干扰。被隔离的陪审员通常住在指定的旅店，并有警卫看守，未经法官许可，陪审员不得擅自离开住处。同时，陪审员必须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违法者将遭到重刑制裁。总之，诸多制度性的困难和障碍，致使潜在的违法乱纪者望而却步，知难而退。久而久之，连美国黑手党都意识到，如果想打赢官司，逃脱惩罚，与其在陪审团身上动歪脑筋，还不如请个著名律师出庭辩护更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