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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曾郑重地表示：“我们来中国，是因为我们相信，乃上帝派我们来让这些人了解基督福音。我们在这里不是政治代理人，不是探险家，不是西方文明的前哨站。我们在这里是要让他们皈依，而我们的成功将要由我们规劝他们接受基督的程度来衡量。”所以他对于传教区域的逐渐“福音化”总是津津乐道。1910年10月27日，柏格理不惜花费时间与笔墨，记录了下面的事：
两年以前，在这座寨子里，诺苏地主对于皈依基督教的苗族人进行了可怕的迫害。那些苗族人被罚交一百零三两银子，他们的租金增加了，他们有的被用自己的头发绑起来，有的给捆住手臂，下面则一律屈膝——地主一边打他们一边吼叫：“为什么不喊你们的耶稣来救你们？”“耶稣能为你们做什么？那位外国老师能为你们做什么？”虽然如此，他们至今仍在信奉上帝。
虽然柏格理的传教活动被指为摧毁了当地的“神的威力”而遭到土著势力的痛恨，但是他在写下这则日记的时候，内心无疑是坚定而高兴的。他为苗族教徒的不屈信仰而深感欣慰，他为自己带着福音来华传教而终于不辱圣教使命打开了“化中国”的后门而深为自豪。就在四天前的日记里，他平淡的记叙中已经透露出欣喜：
今天，很多人参加了在长海子举行的礼拜式——大约有五百人出席主礼拜式，二百人进圣餐，还有二十个人受洗礼。
但是，这些传教的成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跟柏格理和其他传教士多少年来的努力奔走息息相关。1887年，年轻的柏格理放弃祖国的优越工作，来到中国偏远的西南城市昭通，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然而，一切都与“顺利”无缘。每当他和同伴离开住宅穿行于昭通街头，就立即成为居民猎奇的对象，孩子们沿街尾随他们，大喊“洋鬼子”以及其他令人不快的称呼。可怕的谣言和无端的臆造在空气中流传，有时甚至煽动起强烈的排外暴动。几年后，柏格理仍在日记中抱怨：“此地的工作竟如此之艰难。我们所遇到最多的莫过于诅咒和猜疑了。”当时中国的一般民众对洋人总是仇恨和排斥的，更别提改信洋人的宗教了，所以传教士归化中国是需要花费大力气的。
柏格理一直在思考：“如何使社会的基督教在中国产生作用？”他的结论是：“看来很清楚，如果想在这些人之中进行有成效的工作，就必须建立教堂和开设学校。”也就是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所说的采取“一些辅助性的方式”〔1〕对于传教事业相当重要。传教士们的认识跟晚明清初来华的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等耶稣会士出示西洋镜的做法无疑是共通的，但在世界近代化的浪潮冲击下，作为西学东渐的载体，晚清的传教士注定要与古老的中国碰撞出更为绚烂的火花。
1834年10月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来到中国，创立广州眼科医局，把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无独有偶，柏格理亦在昭通做起了牙科医生，替病人拔牙，虽然他没有从医的经验，虽然在英国，传教工作早已实现了与医疗工作相分离。但是当福音第一次传入一个整体不曾接触过现代医疗的人群中时，柏格理无法回避做一些简单的医疗事务的现实。这一方面有利于培养传教士与当地群众的亲近感，提供了传播福音的途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改变传统中国落后的就医观念和医疗手段，汇成中国医疗近代化的序曲之一。
不特如此，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也是传教士归化中国的两济良药。
1892年，昭通遭遇饥荒，在那个令人绝望的冬季，柏格理的家成为唯一的救济受难者的慈善机构，他和妻子不知疲倦地致力于拯救生命，带着食物和铜钱走访了许多难民茅棚。柏格理的所作所为给当地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感受到了传教士实实在在的爱心，也体察到了基督之爱的深厚与真诚。就在这场百年一遇的灾荒过后的第二年，首批两位皈依者接受了洗礼，同时昭通也建起了独立的教堂。
柏格理一向注重传教与教育的互动关系，无论在昭通、昆明，还是在长海子、石门坎，无论在汉人社会，还是在彝族、苗族社区，他都尽力建立起一套循道公会的教育体系，将扫盲运动与培养本土传教士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1913年10月在去长海子的旅途中，两位苗族传教士一直在读书，柏格理问他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前的情景如何，他们说：“那时，我们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书籍。”不可否认，来华传教士开展慈善、教育等事业“一开始就具有宗教因素”（倪维思语），但他们的主观意识并不会降低使中国了解声光电化、进行移风易俗的客观效果。
基督信仰对于中国而言也许只是一种形式，但它背后的文明烛火却可以穿越时空，柏格理无疑正是这样一批文明的擎火者之一。种植和吸食鸦片是近代中国西南地区的痼疾之一，服用鸦片自杀也一直是当地人了结痛苦人生的常用方式。光1898年第一个月份，柏格理就挽救了二十个服用鸦片自杀者。而且此前与此后，这样的病例依然不在少数，他对此类求助却一直不遗余力。1899年9月，他印发了两千多本小册子，以会耽误谷物种植为由，委婉奉劝人们不要种植鸦片。后来，又颁发布告，鼓励种植蚕豆以取代鸦片。经此努力，戒除鸦片运动终有起色。其他诸如禁止早婚、反对买卖婚姻、禁止酗酒、减免租税等运动，也已经超越宗教范畴，起到社会变革的成效。
“化中国”固然是使中国“福音化”，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也不可避免地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旅程，尽管依然拖着中世纪的牛车，步履沉重。同样是在1911年6月18日的日记里，柏格理对于他所传教区域的“改造”成果的描述正好可以作为乡土中国缓慢转型的一面镜子。他写道：
四年以前，这些人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基督教——他们是异教徒，有些人则相当粗俗——没有现代文明观、酗酒、崇拜精灵、巫师、害怕鬼怪、相互畏惧、不讲卫生、不识字；现今，他们拉倒了自己村寨里的“宿寨房”，不再惧怕魔鬼，转而崇拜上帝。目前，他们反倒能向别人传教和教书。这就是从死亡走向生命和转变为上帝的儿女的过程。
二
卫三畏曾在给威廉斯牧师的一通信里写道：“汉语是一种贫乏、讨厌的语言……用这样的语言来讲解我们的教义，对于我们的教义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灾难。但是在中国，上帝正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它的子民从魔鬼撒旦那里解救出来。”〔2〕但这只是西方传教士的一种自我安慰而已。其实不是上帝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而是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强迫来华传教士必须首先通过“中国化”的方式来“化中国”。而“中国化”远不局限于语言文字，还包括一切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去理解中国的生活方式，在花费多年时间学习其语言的同时，我们还要尽力设法了解中国的日常生活。”
柏格理1887年3月初到中国的时候，就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船一上岸，他就换上中国传统服饰，并开始学习汉语。他要努力“中国化”，培养自己成为基督教化中国的积极行动者。次年到达昭通，开始了他传教中国的探索。他总是身着中国式的长袍，足登中国城市居民常穿的浅帮鞋，头戴黑色小圆帽，还装饰一条垂至后腰的假辫子。而且，他还买了一面中国式的铜锣，每次上街传播福音的时候，都带着淘气般的兴奋敲打起来，以此招引更多的观众。1904年后，他将传教重心转向苗民地区。严格说来，苗民文化一直游离于汉族中心文化之外，受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影响程度甚低，可塑性相应地更强。但柏格理并不以基督文化冒昧地强加到苗民身上，他清醒地认识到此举的不可行性。相反，他认为基督经典的“苗化”首当其冲，并时常质问自己：“怎么就忽略了文字的《圣经》？我们甚至还没有一本用苗语译成的小小的福音书。这自然会使人联想到传教士的语言问题。这些困难的形势令我们在以往设想的基础上更下定决心，于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根据他们自己的语音为苗族人创制出文字。当以基督纪元的二十世纪已经开始的时刻，在《圣经》类的六十六种著作中，为什么这些人群连自己的一本也还没有呢？”为此，他身体力行，把《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