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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蒙古西征与中西文化交流
公元12世纪的时候，中国北方的蒙古部落迅速崛起。1206年，索儿只
斤氏族的铁木真（1162—1227年）统一家古，被推为蒙古大汗，尊称成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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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成吉思汗在完成了内地和邻近地区的征服以后，即着手准备进攻中亚。
1218年至1223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进行了第一次西征。灭花剌子模
国（里海东，锡尔河南），并进而讨伐钦察和俄罗斯。成吉思汗死后，术赤
的次子钦察汗拔都和速不台率领25万大军，于1235年至1244年间进行了第
二次西征。克钦察、平俄罗斯，破波兰，讨匈牙利，征服了欧洲的大片土地。
之后，1253年至1260年间，派拖雷第6子旭烈兀率领大军进行了第三次西
征，占领了里海和美索不达米亚，完成了破木刺夷、灭巴格达、夺叙利亚的
军事目标。从此，蒙古统治了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波罗的海、地中海、
南至印度洋，北迄北冰洋的广大地区。蒙古的西征，打通了东西之间的陆上
通道，国际关系空前活跃，各民族之间的迁徙和交往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东
西文化的吸收与交融。
蒙古西征使大量的中国文化传入西方。在这种文化传播中，商人和传教
士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
1324年）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于1275年来到中国，直到1292年才离开，
足迹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与长城内外。回国后他把在中国的见闻口述出来，
并请人笔录成书，即日后驰名全欧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中对当时中国
的繁荣富庶与文化昌明进行了极力渲染。在说到北京（汗八里城）时，书中
写道：
“城内以及十二个城门相对应的十二个近城居民之多，以及房屋的鳞次
栉比，真非想像能知其梗概。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
市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马可·波罗的游记震动了欧洲，也促使更多的欧洲人源源不断地向东方
来，并最终导致了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随着一系列的人员接触，
中国的丝绸和工艺品被带往西方，茶和算盘也传到西方，而其中最重要的，
要算是雕版印刷术的西传。
中国在秦朝时已有石刻，在汉唐时则有石经，南朝时已发明拓碑方法。
王国维《观堂集林》有言，“隋志之两种石经，确为拓本。”拓本可视为印
刷术之萌芽。唐朝时，佛教道教流行，于是又产生了木刻符印，即把文字或
图像刻在木板上，然后涂上墨，再印到纸上。这与雕版印刷已没有什么区别
了。唐人冯贽《云仙杂记》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
施于四方”。玄奘生于公元7世纪，因此，中国发明印刷术也当在公元7世
纪中。中国早期的印刷品中除佛像之外，还有佛经。中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印
刷书，要算公元868年刻印的《金刚经》。之后，印刷术日益普及，唐末五
代时期，四川已有印刷的纸币——“交子”。至宋朝庆历年间（1041—1048
年），平民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
印刷术发明后，曾首先向东流传到日本、朝鲜以及西向越南等邻近地区。
公元11世纪以后经过回鹘人的媒介传入中亚和西亚。公元13世纪时，随着
蒙古向西扩张，雕版印刷继续向西传播。蒙古控制下的伊利汗国曾仿照中国
元朝印制纸钞，但纸币只流通了两个月，便停废了。之后，波斯人流行印制
纸牌，这种游戏后来传入欧洲，同时也把雕版印刷术传入欧洲。至公元 15
世纪，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也由于东西交通的打开而被一些传教士、旅行家传
往欧洲。1436年，德国人古登堡模仿中国活字技术发明了金属活字，1454
年，用活字印刷成第一部拉丁文的《圣经》。之后，印刷术迅速传遍欧洲。
除了中国文化传入西方之外，也有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不过，相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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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要小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西方在学术文化与生产
技术各方面均比较落后。真正给中国造成较大影响的就是一些宗教的传入。
首先是基督教和景教。景教是基督教中的聂斯托利派，元代把两者统称为也
里可温教。基督教大约在公元7世纪左右传入中国，但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
景教在中国内地被禁，逐渐绝迹。蒙古西征以后，基督教才又逐渐抬头，并
得到迅速传播。不过，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播西方文化方面，明清时期影响更
大。其次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不详，但是，公元 13
世纪初，由于蒙古西征，导致了包括波斯人在内的中亚各民族中的大批穆斯
林被迫东迁到中国。他们中不少人与中国当地人通婚，繁衍生息，逐渐在中
国形成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回族。此外，还有袄教、摩尼教、
犹太教传入中国，不过这些宗教势力较小，影响不大。
（3）遣唐使与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文化交流在公元7世纪至公元9世纪的200年间达到了高潮。这一
时期的交流以日本全面移植中国大唐文化为特征。在把中国文化传到日本过
程中，遣唐使起了关键的作用。
日本向中国派遣文化使者并非始于唐朝。隋朝时，日本即向中国派遣了
尚学生和求法僧，著名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等人都在中国留学二三
十年。唐朝时，中国法制完备，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更加吸引了各国人士
前来进行文化交流。向唐朝派遣不定期的外交使团，便成了日本政府的一项
基本国策。
公元630年，日本第一次派遣唐使，在随后的200多年间共派遣19次。
公元894年，正式决定停派。19次中有4次或任命而未成行，或中途至百济
而返，实际到达中国者共15次。15次中有两次为陪送唐使返国和一次为迎
接遣唐使返国而派来，由于其使命特殊，可视为例外，因而实际来唐的正式
遣唐使可以说共有12次。在这12次中，除了初期有几次是出于政治外交上
的考虑（主要是围绕朝鲜问题）之外，自从公元701年第6次遣唐使起，时
值盛唐，日本的大化新政府成立，锐意改革，完全以学习唐的文物制度为目
的。遣唐使船队的规模日益扩大，体制完备，形成长期沿用的大规模的文化、
外交使团。每次由初期的200多人扩大到550人左右。使团成员中，除外交
官员、翻译、船匠、工匠、水手外，还有十几名到二十名左右的留学生、学
问僧。使团到唐后一般要朝见皇帝、进献贡物、参观文物名所及藏书情况、
学习经典、延聘去日人才等。
来华的日本留学生一般被安排在中央官学读书，也有少数人延聘私人为
师，他们学习的是儒家经典和唐代制度。学问僧来唐的目的主要是为求佛法
而来。入唐后主要活动是朝拜圣迹，寻师求法，参加寺院的各种佛事活动、
抄写或购买经卷、佛画、佛具等器，并把它们介绍到日本。他们同时也涉猎
儒家经典。来华的留学生或学问僧学成期满后一般都要回国效力。比如吉备
真备，他在唐学习17年，钻研了儒家五经、三史、律令、天文、历学、兵事、
建筑等各种实用之学，回国后在太学教书，并且给孝廉天皇讲授礼记、汉书，
官至右大臣。但也有一些因仰慕唐文化而终身仕唐的，如阿倍仲麻吕。
除了长期在唐的留学生、留僧外，到了中后期又有“请益生”、“请益
僧”。他们大多是在某些领域已有相当造诣的人，只要去唐停留一二年很短
的时间，便可专就某些疑难问题索取解答。比如最澄、空海、圆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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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批日本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到日本
去传播中国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公元8世纪中叶，年
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和他的弟子，经过许多周折，历尽艰险到
了日本。他不仅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