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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主动的心理要求，是对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一种规谏，告诫他们要
自律，不要过分纵欲，以免重蹈唐朝的覆辙。这种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
想人格的建树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但其中
某些消极因素被后代统治者用来压制民众的正当要求。
与理学的趋向相一致，宋代的士大夫文化表现出精细、内向的性格。宋
词婉约、阴柔，细腻精致；宋画优雅细密、温柔恬静而不失潇洒高迈之气；
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无不体现出宋代文化中内向的性格。
宋代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市民文化的勃兴。在熙熙攘攘、快节奏的都市
生活中，普通市民无意追求典雅的意境和浓郁迷离的诗情，他们所关心的是
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形式，因此，市民文化从其诞生时起，就显示出一种粗
俗的活力与极大的普及性。市井中流行的傀儡戏和参军戏上演时，台下观众
云集，大声应和，情景热烈。以“市人”为读者群的“市人小说”开始出现。
大都市中产生了固定的市民游艺场所瓦舍，内分多个专供演出的小圈子，称
为“勾栏”，上演杂剧、杂技、讲史、说书、皮影、傀儡、散乐、诸宫调等
节目，热闹非凡。这种不同于贵族口味与士人情调的市民文化的兴起，成为
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宋代文化内向、精致、硕果累累，史所罕见，但其气势却远不及隋唐文
化，主要原因是宋代自建国之始就受到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的威胁，
双方长期对峙、冲突，使宋朝元气大伤。这种对峙与冲突产生了双重文化效
应。一方面，宋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引起
的悲痛和故国之思，渗透了宋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陆游、辛弃疾、岳飞、李
清照等人的忧愤之作，范仲淹与王安石的变法改革，无不是这种文化背景的
产物。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了丰富
营养，使自己的文化发展速度大大加快。
公元 13世纪，另一个游牧民族蒙古人像一股强劲的旋风横扫了欧亚大
陆，在中华大地上长期对峙的金、南宋和西夏王朝在蒙古人的攻击下先后崩
溃。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建号“大元”。在汉族士大夫的影响下，忽
必烈采取措施，使蒙古族“行中国事”，又定宋代的“理学”为官学，对后
来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元代文化的突出之处主要有两个，即杂剧的兴起和中外文化的大规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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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元初，蒙古铁骑把汉族士人文化踏得粉碎，科举制度亦一度废止达数十
年之久，以致汉族文人学士入仕受阻，失去生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甘穷
困潦倒，遂投身于杂剧创作，以求得生存，并表达自己的悲愤、苦闷与抗争。
关汉卿的《窦娥冤》等便表达了公元13世纪前后汉族人民的愤懑之情。也有
的杂剧作品讴歌了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如《西厢记》通过张生与莺莺的忠贞
不渝的爱情故事，向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的宣言：“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杂剧的兴起与中外文化的大规模交流相比，后者无疑意义更大。由于元
帝国版图空前广大，“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
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使中国文化有可能以较大规模展开。
元朝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使中国西部和北部边界实际上处于开放状态。阿拉
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以及拜占庭和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及商人、旅行家
来到中国，带来了各自的文化，尤其是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对中国文化的
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此同时，随着元朝军队的西征，中国文化向外传
播的速度大大加快，火药、印刷术等都于此时随着蒙古军队的征战而传入阿
拉伯、波斯、埃及，然后再传入欧洲，对世界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尽早
走出中世纪作出了突出贡献。
总之，隋唐宋元之间的中国文化显示出的是积极向上、蓬勃发展的态势，
对传统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对外来文化既积极吸收学习，又主动奉献、
输出。所有这些特点都使得中世纪中国文化独树一帜，与西方文化形成鲜明
的对比。
（2）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吸收
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和社会吸引并影响后进国家，这是世界文化发展史
的一条基本规律。由于古代中国经济文化极为发达，常常吸引并影响着周边
国家，因此在中世纪前后这段时间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日本、朝鲜、
越南等国在内的文化圈。
当中国已跨入隋唐盛世、文化高度发达的时候，日本古代的大和国家还
保留着较多的氏族制残余，豪族势力强大，中央政府势单力孤，极不稳固。
为了根本扭转这种状况，日本历代统治者都积极谋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并派人前往中国学习中国文化。
隋朝建立后，日本推古朝的圣德太子于公元607年开始向中国派出了遣
隋使。这些遣隋使中有高向玄理的许多留学生、留学僧等同行，他们在中国
多年，吸收了大量文化。
隋亡后，日本又向唐朝派出命名臣。从公元630—834年的204年中，日
本共向中国派出遣唐使19次，平均每11年1次，其中有15次到达中国，使
团成员包括正副使、僧人、学生和工匠，每次人数由250人左右增加到500
人左右，船只由2只增加到4只。
这些遣隋使、遣唐使历经磨难，在中国学成归国后，促成了日本的“全
盘唐化”。他们将从中国学到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律令格式等典章制度及
衣食住行等社会风习和生活方式在日本付诸实践，终于使日本以大化革新为
契机，步入了封建社会，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一时期日本先后
产生的以佛教为主的飞鸟文化、以汉诗汉文和和歌的兴盛为代表的白凤文化
和以《古事记》、《日本书记》等国史的编撰为代表的天平文化无不浸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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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文化的影响。
唐朝末年，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动荡，文化产生了衰落的趋势，日本遂停
止了遣唐使的派遣。以此为契机，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已引进的中国文化的
消化，着手创立自己独特的文化，不久就产生了称作“国风文化”的具有浓
厚的日本特性的文化，其特点是佛教进一步普及，教义和信教方式进一步简
化，“佛”本身也日本化，成为日本“神”的化身；日本文字正式诞生，《源
氏物语》和《枕草子》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用平假名和片假名写成的优秀文学
作品相继问世。建筑、美术、书法等也都开始显现出日本独有的特点。
公元12世纪末到14世纪初，日本进入了镰仓幕府时代。在中国宋、元
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以武士为中心的新文化。一系列的佛教宗派相继兴起，
禅宗尤为武士阶层所推崇，出现了以京都、镰仓的五山禅林为中心的“五山
文学”。作为日本民族宗教的神道也在此期间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朱子学”
受到重视。连歌、能乐等文艺形式兴起，茶道、花道也日益盛行。
朝鲜半岛上统一了的新罗王朝 （公元 668—935年）和高丽王朝 （公元
918—1392年）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吸收的热忱程度及效果不亚于日本。新
罗的留学生络绎不绝地来到唐朝，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文化，他们中有不少
人在中国考取了进士，留在唐朝做官。大批留学生对吸收隋唐以来的中国文
化起了重要作用。新罗王朝和高丽王朝不仅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完全仿
唐，设有与中国的六部和州、郡、县、乡对应的机构，职官也与中国大同小
异，设宰相、侍中等官。新罗推行经学教育，立国学，后改为太学监，国王
学习唐太宗李世民的做法，亲临大学听课，又仿唐制实行科举制，设读书出
身科，以中国的经书为考试范围。城市建筑、历法、法律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