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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作战；他们结盟或是反对外来敌人，或是为了报复自己所受的伤害，或是为共同履行某种宗教义务。
好客和商业即使是在起源不同。风俗和语言不同的各个民族之间，也形成了某些经常性的关系；抢劫和战争虽然经常干扰这些关系，然而，随后那种必要性便又复活了，它要比掠夺的嗜好和复仇的渴望更加有力。
杀戮被征服者、剥夺他们、把他们转化为奴隶，这些已不再构成为敌对民族之间被公认的惟一权利了。割地、赎金、纳贡就部分地取代了这些野蛮的暴力行为。
在这个时代，凡是掌握着武器的人都是军人，拥有优良武器的人、能够出色地使用武器的人、能够向别人供应武器的人，由于聚集了贮备，便发现自己是处于可以供给别人之所需的那种状态，也就必然地变成为一个领袖；然而这种几乎是自愿的服从并不会引向奴隶式的依附。
由于人们很少需要制订新的法律，由于公民们不是必须缴纳国库开支，而且假如那有必要的话，领袖们的财产或公共所保留的土地也会支付的，由于以规章限制工商业这一观念还不曾诞生，由于攻击性的战争是由普遍的同意所决定的，或者是纯粹由那些自愿受到爱光荣和好掠夺所吸引的人们进行的；所以人们就以为在这种粗糙的统治之下自己是自由的，尽管首脑们几乎普遍是世袭的，尽管其他下级领袖们也篡夺了特权来分享政治权威井执行政府职能以及行政职能。
然而一个领袖往往醉心于个人的报复，醉心于为所欲为的暴力行动；往往在这些特权家族之中，傲慢、世仇、爱欲和贪财增多了罪行，而聚集在城市里的领袖们则成为君主的情欲的工具，他们挑起派系和内战，以不公正的判决压迫人民，以他们的野心的种种罪行和他们的强盗行为来折磨人民。
在为数众多的民族中，这些家族的恣睢放纵耗尽了人民的忍耐力；他们被消灭、遭到驱逐或公共法律的镇压，他们很少能保留下来具有公共法律所限定的权威的那种称号；于是我们便看到建立起来了我们后来所称的共和国。
况且，那些被仆从们所围绕着的君主们，因为自己还有武器和钱财可以分给他们，便行使一种绝对的权威，这便是暴君制的起源。
在另外一些国土上，尤其是在那些并没有聚集在城市之中的小民族的国土上，这类粗糙体制的最初形态仍然被保留着，直迄我们看到这些人民或者是沦于一个征服者的羁轭之下。或者是他们自己也被强盗行为的精神所吸引而扩张到别国的领土上去的时刻为止。
这种暴君制必然只局限于一个很小的区域，只能有一个短促的寿命。人民很快就会挣脱仅仅是以暴力所强加的、而且即使是舆论也无法加以维持的羁轭。这种魔鬼暴君被人看得太清楚了，不可能不激起人民的憎恶更有甚于恐惧；强制力也像舆论一样，是不可能铸成持久不坏的枷锁的，——假如暴君们不是把自己的帝国扩张到足够遥远的地方，以便能向他们所分裂和压迫的国家掩饰起自己力量和自己脆弱性的那种秘密的话。
共和国的历史是属于下一个时代了；然而我们目前所关注的，却向我们呈现了一幅新的景象。
一个农业民族屈服于一个异族之下，是绝不放弃自己的家乡的；他们被迫不得不为他们的主人而劳动。
有时候征服者的国家满足于让领袖们在被征服的领土上去进行统治，让兵士们去担任防务，而尤其是控制其居民并向屈服的和被解除了武装的人民榨取货币或实物的贡赋。有时候它就强占土地本身，把这种财产分配给自己属下的军人；然而这时候它仍然把原来耕种土地的隶农束缚在每一块土地上，使他们忍受法定的、严酷程度不同的那种新型的奴役。服兵役和纳贡赋对征服者民族的每个个人来说，都是他们享有这片土地的附带条件。
另有一些时候，它给自己保留了土地的所有权，而只是作为用益权（usufruit）才分配土地，同时还强加以同样的这些条件。情况几乎总是要同时使用这三种方式来奖赏征服者的工具们并剥夺被征服者。
从此我们便看到人类产生了新的阶级：统治者民族的后代和压迫民族的后代、和共和国的贵族（paticiat）绝不可混为一谈的世袭贵族（noblesse）、一族虽说并不是奴隶但却受到惩罚要去劳动并且是人身依附而备受侮辱的人民，最后还有与家内奴隶有别的田野奴隶，他们所受的那种专横较少的奴役方式使他们可以依法反抗主人的为所欲为。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封建制的起源，它并非是我们气候之下的特殊灾难，而是我们几乎在整个大地上各个同样的文明时代都曾发现过的，并且每一次都是同一个领土被两种人民所占领，而胜利则在他们之间确立了一种世袭的不平等。
最后，专制主义也仍然是征服的结果。我这里所谓的专制主义，有别于短暂的暴政，是指一族人民处于惟一的一个人的压迫之下，这个人以其意见、以其习惯而尤其是以服从他那专断的权威的军事力量在统治着他们，然而他的偏见也受到尊敬。他那为所欲为也受到阿谀、他的贪心和他的骄傲也受到照顾。
被一支由征服者的民族组成的、数量庞大而且精选的武力所直接环绕着、被最有力量的军事领袖所簇拥着、由将军们（这支军队的各个部门都听命于他们的号令）来控制各个省份，专制主义就能够以恐怖来治国了；而在他那被打倒了的人民或是在那些分布各地而又彼此相争的首领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可能设想以武装反抗他，而他所调遣的武力却又不能马上就粉碎他们。
一场卫队举事、一次首都叛变，对一个专制君主可以是致命的，但却不会削弱专制主义。一支胜利军队的统帅可以摧毁一个被偏见所神圣化了的家族，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但那只是为了实行同样的暴政。
在这第三个时代，还不曾经历过无论是作为征服者或是作为被征服者的不幸的那些民族，便向我们提供了农业民族那种纯朴和刚毅的德行以及那种英雄时期的风范，其中有一种伟大和勇猛、慷慨和野蛮的混合，使得我们这份史表是如此之引人人胜，把我们引到了要崇拜他们、甚至于要惋惜他们的地步。
而在征服者所建立的各个帝国中，我们所看到的各种风尚的史表，却相反地向我们提供了专制主义和迷信可能把人类导向各式各样腐化与堕落的阴暗景象。正是在这里，我们便看到产生了各种情况：对工商业的赋税，强使每个人去购买按自己的意愿来使用自己能力的权利，限制人选择自己的工作和使用自己财产的法律，强使孩子们依附于他们父亲的行业、没收财产的和酷刑的法律；总之，包括对人类的鄙视所可能发明的一切肆无忌惮的行为。合法的暴政和迷信的专横都在内。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根本没有经历过任何伟大革命的部落中间，文明的进步被滞留在非常落后的地步。可是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新观念和新感觉的需要乃是人类精神进步的首要动力；已经认识了，对那些奢侈的、多余物品的兴趣乃是对工业的刺激；已经认识了，那种好奇心正以贪婪的眼光在穿透自然界用以遮蔽起她自己秘密的那层幕慢。然而到处在出现的几乎都是，人们为了逃避这类需要而以一种狂妄的心情在寻求并采用种种生理的办法，为自己获得可能使自己不断有新奇感的种种官能作用，诸如使用酿造的酒、热饮料、鸦片、烟草、萎叶等等。很少有哪个民族是我们不曾见过有任何这类的习惯的，由此所产生的快感可以充满整个的日子或随时都可以重复，使人感不到有时间的重担，它满足了人的消遣或兴奋的需要；它终于麻痹了人们并延长了人类精神的幼稚状态和无所作为的期限。同样是这些习惯——它们曾经是愚昧的或受奴化的民族的进步的障碍——在开化的国度里也仍然在反对真理在各个阶段之中传播平等的和纯粹的知识。＇
在指出社会最初这两个时代的工艺是怎样的状况时，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制造木器、石器或兽骨，制作兽皮或制造织物等技艺之上，这些原始民族又怎样地加上了各种更为困难的染色、陶器乃至开始金属制作的技艺。
这些技术的进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