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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人类已经必然地获得了我们对之几乎还不可能形成任何观念的那些知识的那个时代里才会实现的。而且事实上，又有谁敢于猜测把元素转化为适合于我们之用的各种物质，有一天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但是，假设这个期限终于会来临，从中也不会得出什么可怕的东西来的，无论是就人类的幸福而言，还是就其无限的可完善性而言；如果我们假设在那个时候以前理性的进步和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保持并驾齐驱，而且迷信所具有的种种荒唐可笑的偏见已经停止了对道德去宣扬一种不是净化它和提高它。而是要腐蚀它和贬低它的严酷性，那么这时人们就会懂得，如果他们对尚未存在的人们有义务的话，那义务就不在于给他们以生存而在于给他们以幸福；那义务是以人类的或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和他们所附属的那个家庭的普遍福祉为目的的，而不是以要把大地上布满了无用而不幸的人们那种幼稚的想法为目的的。因此，生活资料的可能积累就要有一个限度，并且从而最大可能的人口也要有一个限度，而又并不造成人口的夭折（假如是那样的话，对于一部分已经获得了生命的人就太违反自然和社会的繁荣了）。
既然对形而上学、道德学和政治学的基本原则的发现（或者不如说，确切的分析）还是最近的事，而且那又先要有大量有关真理细节的知识，所以它们就此已经达到了它们最终限度的这一偏见就是很容易成立的；人们设想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因为再也没有什么粗暴的错误要推翻，再也没有什么基本的真理要奠定了。
但是很容易看出，对人类的思想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分析还是多么地不完备；对他的义务的知识，——那假设了他的行为对他同胞的福祉、对他是其中的一员的那个社会的影响的认识，——还可以怎样地由于对那种影响更明确的、更深入的和更精密的观察而得到扩大；为了要确切地认识人的个人权利的范围以及社会状态所赋予每个人对人人的权利，还留下有多少问题是有待解决的、有多少社会关系是有待考察的。迄今为止，我们甚至于是已经以某种精确性肯定了这些权利的限度吗？——无论是在战争时期各个不同的社会之间的权利，或是在混乱与割据的时期那些社会对自己成员的权利，或是在一种自由而原始的形态的情况下或在一种已成为必要的分裂的情况下那些自发地相结合在一起的个人的权利。
如果我们现在过渡到应该是指导着这些原则的应用并成为社会艺术的基础的那种理论，难道我们看不到有必要达到一种精确程度，其中的基本原理是不可能以其绝对的普遍性而为人所接受的吗？是不是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点，可以以正义、或是以一种已被证明的和被公认的效益性而并不是以所谓政治权宜的那类朦胧的、不确定的、随心所欲的观点，作为一切法律意向的基础呢？是不是我们已经规定了精确的准则，可以有把握在平等与自然权利的普遍原则会受人尊重的而为数又几乎是无限之多的各种可能组合之中，选择出来了最能确保这些权利并容许它们的行使和享用有着最大的范围，最能确保个人的安宁与福祉和国家的强大、和平与繁荣的那类组合呢？
组合和概率的计算之应用于同样的这些科学，就向我们许诺了更重要的进步；因为它既是赋予它们的结果以一种几乎是数学的精确性而同时又是评估其确凿性或者或然性的程度的唯一手段。支持这些结果的事实，很可以是未加计算的，而一经观察之后就把人引向普遍的真理，就教给人某某原因所产生的效果是否有利；然而，假如这些事实既不能加以计算，又不能加以衡量，假如这些效果不可能得到准确的测定，那么这时我们就无法认识这种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好坏如何了；而且假如好坏双方大体平衡而互补，假如双方差别不大，我们便甚至无法多少肯定地宣称天平会倾斜到哪一边。不应用计算，我们往往就不可能多少确定地在两种都是为了获得同一个目的而形成的组合——而它们所表现出的优点又都不是显然可见地不成比例——之间做出选择。最后，没有同样的这种帮助，这些科学便缺乏精密的工具足以把握转瞬即逝的真理，便缺乏可靠的机械足以达到埋藏着它们一部分财富的矿藏的深处，便会始终都是粗糙的和有限的。
然而这种应用，尽管有着某些几何学家的可庆幸的努力，却可以说还仍然只不过是它那最初的成分；它会向未来的世代开辟一个同样是取之不尽的知识来源，正如计算科学本身、正如人们可以纳入其中的组合、关系与事实的数目是一样地多。
这些科学还有另一种同样重要的进步，那就是使它们那仍然是如此之模糊和如此之暖昧的语言得以完善化。而正是由于这种完善化，它们才可能有条件变得真正大众化，哪怕是以它们那些原始的成分。天才们战胜科学语言的不确切性，也像战胜其他的障碍一样；尽管有陌生的面具在掩盖着或伪装着真理，天才们却认识真理；但是那些只能给自己的教育以一小点时间的人，假如那些最简单的概念是被不确切的语言所歪曲了的话，又怎么能够获得并保持那些概念呢？他们所能搜集和组合的观念越少，则它们就越有必要是正确的、是严密的；他们在自己固有的智力里找不到一种真理体系能使自己抵御错误，而他们的精神也没有被长期的操作所强化或精炼，所以就把握不住通过一种不完备的而又不合文法的语言的种种暧昧和模棱所透露出来的微弱的光芒。
人类将不能使自己懂得自己道德情操的本性和发展，将不能使自己懂得道德的原则，将不能使自己懂得以自己的行为与之相符合的那些天然动机，将不能使自己懂得自己的利益，无论在作为个人的、还是作为社会成员的，而又不在道德实践上也做出像是在科学本身上那些同样真实的进步。被错误理解的利益，难道不正是违反普遍福祉的各种行为的最常见的原因吗？情绪冲动，难道往往不正是人们由于计算错误或对抵制自己原来的行动、平息它们、转移它们、指导它们的行为的各种手段的无知而投身于其中的习惯所形成的效果吗？
习惯于反省自身的行为并在这上面请教和倾诉自己的理性和自己的良心，习惯于把我们自己的幸福和别人的幸福合为一体的那种美好的情操，——难道这些习惯不正是研究引导得良好的道德。研究社会公约的条件之下的一种更大的平等之必然的结果吗？这种属于一个自由人自身尊严的良心、一种以对我们的道德构成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教育，——难道它们不正是使得几乎人人都在共享着严格而纯洁的正义的那些原则的、以及活跃的而又启蒙了的善意和精致而又慷慨的感性的那些习惯的运动吗？自然界把它的科学置之于每个人的心中，而它们仅只有待于知识和自由的美妙的影响，便可以发展。正犹如数理科学能使我们用于我们最简单的需求的那些技术得以完善化一样，道德科学与政治科学的进步对于引导着我们的情操和我们的行动的那些动机所起的同样作用，难道不也是同等地属于自然界的必然秩序吗？
法律和公共体制的完善化，作为这些科学进步的结果，其作用不就是要使每个人的共同利益趋近于、认同于全体的公共利益吗？社会艺术的目标，难道不就是要扫除那种显而易见的反对力量吗？其宪法和法律最密切地符合理性的和自然界的愿望的国度，难道不就是其德行的发挥将是最轻而易举，而使它脱离德行的那些诱惑又是最罕见的而又最软弱无力的那个国度吗？
有什么恶劣的习惯和违反良好信仰的做法、甚至于有什么罪行，是我们不能够从我们观察到做出了那种习惯、那种做法或那种罪行的那个国度的立法之中、制度之中和偏见之中揭示出其根源及其最初的原因来的呢？
还有，随着有用的技术的进步（依靠于一种健全的理论）而来的福祉，或者是随着以政治科学的真理为基础的一种正直的立法之进步而来的福祉，难道不正是在使人类趋向人道、趋向仁爱、趋向正义吗？
总之，我们所提出要在本书中展开的这些观察，难道不都在证明由人类的构成所必然产生的人类的道德善良，正像所有其他的才能一样，是能够无限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