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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原则一旦被认可之后，还有待于公共权力来行使各种责任；它应该依法建立公认的度量，用以在各种交易中确认所交换的物品的重量、体积、宽度和长度。
它应该创立一种共同的价值尺度，那能够代表各种各样的价值，那能够便于计算它们的各种变化和它们的比值，从而在有了其自身的价值之后，那就可以用来交换已经接受了一项价值尺度的所有各种物品；没有这一手段，商业就只限于直接交换，并只能获得很少的活动和领域。
每一年的再生产都提供有一部分是可以处理的，因为它并不是为了要偿付它那再生产乃是其成果的那种劳动，也并不是为了要偿付那种可以保证同等的或者更富余的新的再生产的劳动。可处理的这一部分的占有者，根本就不要自己直接去劳动；他之占有它，与他可能运用自己的才能来满足自己需要无关。因此，正是由于有了这部分每年都可处理的财富，社会的权力便可以不损害任何的权利而建立为国家的安全、国内的太平、对个人权利的保证、为了订立和执行法律而设立的权威的运作以及为维持公共的繁荣所必需的基金。
有一些对整个社会有用的工作、机构和体制是应该加以建立、指导或监督的，它们补充了个人意志以及个体利益的汇合所不能直接做到的事，——无论是对于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进步而言，还是对于预防和减轻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或者再加上未能预见的偶然事故而言。
直迄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时代为止，乃至于很久之后，这种种不同的事物都被委之于偶然、委之于政府的贪婪、委之于江湖骗子的把戏、委之于一切有权有势的阶级的偏见或利益；但是笛卡尔有一个弟子，即那位有名的而又不幸的威特，却感到了政治经济学也应该是像所有其他科学一样地服从哲学的原则并服从计算的精确性。
直迄乌特勒支和约许诺给欧洲一场持久的安宁为止，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做出什么进步。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人类的精神对那种一直为人所忽略的研究有了一种几乎是普遍性的取向，而这门新科学就被斯徒亚特、斯密而尤其是被法国的经济学家们，至少就其原则的精确性与纯洁性而言，推到了在如此之漫长的冷淡期间之后人们所不可能希望如此迅速地就达到的一种程度。
但是在政治学中和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这些进步，主要的原因乃是一般哲学的或形而上学——就这一名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进步。
笛卡尔已经使哲学重新与理性的领域相结合，他敏感到哲学应该完全从只要对我们精神作用进行观察便会向我们显示出来的那些明显的基本真理之中得出。然而他那缺乏耐心的想象力，不久就把他抛离了他所追踪的那条途径；而哲学之在某个时候看来似乎是重新获得了自己的独立的，却只不过是要在新的错误之中误人歧途而已。
最后，洛克把握住了那条应该引导着哲学的线索；他指出了对观念的严谨的、精确的分析，可以连续地在它们的起源上把它们归结为各种更直接的观念，或者是在它们的构成上把它们归结为各种更简单的观念；这是使得我们自己不致于迷失在偶然性杂乱无章地提供给我们、而且被我们不假思索加以接受的那些不完整的、不连贯的、不确定的种种概念的混乱之中的唯一办法。
他又以同样的这种分析证明了，所有的概念都是我们的理解力作用于我们所接受的各种感觉之上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都是记忆在同一个时间向我们所呈现的各种感觉的组合，但却以一种捕捉住了我们注意的方式而使我们的知觉只限定在每种这类组合而成的感觉的一部分。
他使我们看到，我们在加以分析和限定之后，再把一个字加之于各个观念之上，于是我们便会使自己经常用那同一字去称呼它；也就是说，它总是由同样的这些更简单的观念形成的，总是被包含在同样的限度之内的，因此之故就可以在一连串的推理过程中运用它而决不会冒犯错误的危险。
反之，假如使用的字根本就不符合一种明确规定的观念，那么它们就可能连续不断地在同一个精神中唤起各种不同的观念；而这就是我们犯错误的最大的根源。
最后，洛克还敢于率先为人类的理解力规定了界限，或者不如说，确定了人类理解力所可能认识的真理的性质、它所可能把握的对象的性质。
这种方法很快地就成为一切哲学家们的方法；并且正是由于把它应用到道德学、政治学和公共经济学上来，他们才得以在这些科学中走上一条几乎和各种自然科学是同样之确凿的大道，才得以除了已被证明的真理而外就不再承认任何东西，才得以把这些真理和一切可能仍然是可疑和不确定的东西区别开来，才得以终于学会了忽略掉一切仍然是、或者将永远是不可能认识的东西。
［这样，对我们感觉的分析就使得我们在我们体验欢乐与痛苦的能力的发展过程中，发现了我们道德观念的根源、普遍真理的基础，它们是由这些观念产生的并在决定着有关正义与不正义的那些必然的、不变的法则，最后还在决定着由我们的感性的本性、由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我们的道德构成的那种东西而来的并使我们的行为得以与那些法则相吻合的那类动机。＇
这一方法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工具；人们就学会了使用它来完善物理科学的方法，来阐明它的原理，来评价它的证明；人们把它引申来检验种种事实，引申为各种情趣的准则。
于是，这种应用于人类理解力的一切对象的形而上学，就分析了精神在每一种认识中的历程，并使人认识到形成它那体系的各种真理的性质、我们从中可能获得的那种确凿性的性质；而正是哲学中的最后一步，在某些意义上就在人类和他们幼稚状态的古老错误之间设置了一道永恒的障碍；这道障碍会永远防止他们由于新的偏见而回到古代的愚昧中去，正如它会保证驱除我们所保留的那些或许尚未全被认识到的愚昧，以及虽可能取代这些愚昧、但却还有着一种微弱的影响和一种过眼烟云般的存在的那些错误。
然而在德国，有一位博大精深的天才却奠定了一种新学说的基础。他那热烈的、大胆的想象力，不安于一种平庸的哲学，对于人类灵魂的精神性与永恒性、对于人的自由或上帝的自由、对于在一个被全能的智慧——他的聪明、正义和善良是应该排斥罪恶和悲伤的，——所统治的宇宙中却存在有悲伤和罪恶这些重大的问题，仍然保持着怀疑。他解开了聪明的分析所不能解开的死结。他以本性上是简单的、不可毁灭的和平等的存在体（etre）构造出宇宙。这些存在体的每一个与其他与之共同构成了宇宙体系的每一个的关系，便决定它那些使自己与所有其他存在物不同的性质；人的灵魂与一块石头终极的最后原子，都同等地是这些单子（monade）之一。它们的不同，只是由于它们在宇宙秩序中所占据的地位不同。
在这些存在体的所有可能的组合之中，一个无限的智慧只能偏爱其中的一种，而且只能是偏爱其中唯一的一种，即一切之中最完美的那一种。假如目前存在的那种组合，以其不幸和罪行的景象而刺伤了我们的话，那是因为所有其他的组合还会呈现出更为可悲伤的结果来。
我们将要阐释这个体系，当它被莱布尼兹的同胞们所采纳或至少是所支持之后，就在他们中间延迟了哲学的进步。我们看到英国哲学家们有整个的一个学派热情地拥抱了并雄辩地保卫了乐观主义的学说，但不如莱布尼兹那么巧妙而又那么深刻；莱布尼兹把它主要是奠定在这一点上，即有一个全能的智慧，它由于其本性的必然，就只能是选择各种可能的宇宙之中的最美好的那一种；而英国的哲学家们则在观察我们的宇宙之际极力要追求我们宇宙的优越性的证明；而且它既然始终停留于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而丧失了那种体系所保留的全部优点，他们也就往往更加陷入种种颠倒混乱或滑稽可笑的细节里去。
这时在苏格兰却另有些哲学家（Ecossais（philosophes）），他们根本就发现不了：对我们真实能力的发展的分析会得出来一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