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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来分析民族语言之取代了各个国度的学者在科学上使用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那种共同语言的作用时，我们还将再次指明这一点。
最后，印刷术不是把对人民的教育从一切政治的和宗教的枷锁之下解放出来了吗？这一种或那一种的专制主义枉然地想要侵犯所有的学校；专制主义枉然想要严酷的体制永恒不变地固定下来以规定以哪些错误去污染人类的精神，哪些真理是应该下令予以保存的；专制主义枉然严命那些从事于对人民的道德教育或对青年在哲学或科学方面的教育的讲席，除了有利于这种双重暴政的学说而外，其他一律都不得传播；——但是印刷术却仍然能够散布出一道独立而纯洁的光明。每个人都可能在沉默和孤寂之中从书上接受到那种教育，他们是不可能普遍地被腐蚀的；只要还有一角自由的土地，出版业在那里可以发行它的印张，这就够了。有那么大量的不同书籍、同一部书又有不同的印本和重印本，——它们顷刻之间就可以重新成倍地增长，——人们又怎么可能充分确凿地封闭起真理得以被引进来的所有门户呢？当只不过是要毁掉一部手稿的几个抄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它的时候；当禁止一种真理、一种意见过了若干年之后就足以把它浸没在永远的忘却之中的时候，——即使在那时候也都是很困难的事，而今天需要的却是保持永无休止的、不断更新的警惕和永不息止的活跃，那岂不是就变得不可能了吗？即使假设人们能抛弃那些十分明显是直接伤害了异端裁判官的利益的真理，人们又怎么可能防止深入和传播那些包含有被查禁的真理不太被人察觉地在做着准备、并且有朝一日会把人们带到真理那里去呢？人们能否不被迫摘掉虚伪的面具，就做到这一点？——而虚伪的灭亡几乎也正像真理之对错误的势力是同样地致命的。我们也将看到理性会战胜这类徒劳无益的努力；我们将在那种总是重新出现而且往往是残酷的战争之中，看到理性会战胜暴力和欺诈，会藐视屠夫们并抵抗诱惑；在理性的全能的手下，将会逐一地粉碎那种宗教虚伪——它要求人们对其宗教教条真心诚意地加以崇拜，以及那种政治虚伪，它卑躬屈节地劝诱人们和平地忍受对它有利的那些错误，而人民（如果相信它的话）在其中也会有助于他们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印刷术的发明几乎恰好与其他两件大事的时间相吻合，其中的一件对人类精神的进步起了直接的作用，而另一件对全人类命运的影响则只要人类存在就不会终结。
我说的是土耳其人之攻占君士但丁堡，和新世界以及开辟欧洲与亚洲和非洲东部的直接航线的发现。
希腊文人逃避鞑靼人的统治，都到意大利来寻求避难。他们以他们原来的文字教人阅读古希腊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家、哲学家和学者；他们首先是成倍地增多了它们的手稿，随后很快地又成倍地增多了它们的各种版本。人们不再把自己局限于崇拜公认的被人称之为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东西，人们在他本人的著作里面去寻求它真正都是些什么，人们敢于评判它并且反驳它；人们用柏拉图来反对亚里土多德；而相信自己有权选择一个主人，这就已经是开始摆脱羁绊了。
讲授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狄奥芳图斯、希波克拉底、甚至于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和物理学的书籍，就复活了几何学和物理学方面的天才；而哲学家们反基督教的种种意见则唤醒了几乎是熄灭了的古代对人类理性的权利的观念。
大无畏的人们被爱光荣和对新发现的热情所引导着，推广了欧洲的宇宙边界，向她展示了新的天空并开辟了未知的土地。达。伽马以不知疲倦的坚忍力在沿着漫长的非洲海岸航行之后，深入到印度；而哥伦布投身于大西洋的波涛，到达了那个横亘欧洲西部与亚洲东部之间的迄未为人所知的世界。
如果说这种情操——它那动荡不息的活动一直囊括一切的对象——预示了人类种种伟大的进步的话，如果说一种高尚的好奇心激动了航海的英雄们的话；那么一种卑鄙而残酷的贪婪心、一种愚蠢而凶残的狂想，就引导国王们和盗匪们要从他们的劳动之中坐享渔利。居住在那些新土地上的不幸的人们，根本就不被当作人看待，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这种偏见对于暴君们的腐蚀更有甚于对于受害者们，它扼杀了任何一种内疚之情，使这些从欧洲内部呕吐出来的野蛮而贪婪的人们肆无忌惮地纵情于他们对金钱和流血的无法熄止的渴望之中。有五百万人的骸骨，布满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带来了他们的贪婪、他们的迷信和他们的恐怖的这些不幸的大地上。他们陈尸在这里直到一切世纪的终了，在抗议着宗教具有政治效益的那种学说：而今天，那在我们中间也还有它的护教者呢。
只是到了这个时代，人们才有可能认识自己所居住的地球，才有可能研究各个国度中由于自然原因或社会制度的长期影响而被改造了的人种，才有可能观察各种温度和各种气候的大地和海洋的物产。因而，这些物产向人们所提供的各种资源还远远不曾枯竭，它那广阔的领域甚至还远远无从设想，——所有对这些事物的知识都能为科学增添新的真理并扫除被人相信的错误；商业活动给工业、给航海，并且由于一种必然的链索关系，也给所有的科学以及所有的艺术，都装上了新翅膀，这种活动也赋予了自由国家以抵抗暴君、赋予了被奴役的人民以打碎他们的枷锁（至少是摆脱封建制度的枷锁）的力量：这些发现的幸运的后果便是如此。然而，惟有到了欧洲放弃了她那种压迫别人而又可鄙的垄断性的商业体系的时刻，惟有到了她想起了各种不同气候之下的人们由于自然的愿望都是平等的并且都是兄弟，而绝不是天生来就是为了要喂养某些特权民族的虚骄和贪欲的时刻，惟有当她更好地明白了她自己的真正利益之后，还要号召所有的人都来共享她的独立、她的自由和她的知识的时刻；——惟有到了那个时刻，这些好处才能够补偿它们为人道所付出的代价。不幸的是，我们仍然必须追问，这场革命究竟是不是哲学进步的可敬的成果，还是它像我们所已经看到的那样，只不过是民族猜忌与过分的暴政之可耻的后果而已。
直迄这个时代，教士阶级的横暴一直都没有受到惩罚。备受压迫的人道以及备受侮辱的理性的种种抗议，都在血和火之中被扼杀了。支配着这些抗议的那种精神并没有熄灭，但是对恐怖的沉默却鼓动了新的丑事。终于，让僧侣们在酒馆中、在公共场所中推销赎罪券的丑事，就造成了一场新的爆发。路德一只手擎着圣书，另一只手则揭示教皇已经取消了其自身的赦免罪行与销售免罪券的权利；教皇长期以来对与他平等的主教们施行了肆无忌惮的专制主义，早期基督徒的兄弟式的最后晚餐，已经在弥撒的名义之下变成了一种巫术活动和一种商品；教士们已沦于无法挽救的独身状态的腐化之中；这种野蛮而丑恶的法律扩及到那些僧侣们和修女们，他们的教权野心已经淹没并且玷污了教会；俗人的种种秘密都通过忏悔而被贡献给了教士们的阴谋和情欲；最后，在那些对面包、对人、对圣骨或对圣像的奢靡无度的崇拜中，就连上帝自身也得不到多少崇拜了。
路德向惊讶不已的人民宣布，这些颠倒黑白的制度根本就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的堕落和耻辱；他并且宣布，要忠诚于耶稣基督的宗教，就必须是从抛弃这些教士们的宗教而开始。他同等地运用了辩论术和学术研究作为武器，用同样有力的讥讽作为投枪。他同时以德文和拉丁文在写作。这已经不再是阿尔比派或冉·胡斯的时代了，那些人的学说在他们自己教会的界限之外便不为人所知，所以十分容易受到中伤。而新使徒们的德文书籍，却同时深入到帝国所有的村落；而他们的拉丁文书籍，则把欧洲从迷信把它投入进去的那场可耻的迷梦之中挽救了出来。自己的理性虽已预见到了这些改革者但恐惧却使得自己保持沉默的那些人、虽受到了一种秘密怀疑的激动但甚至于对于自己的良心也战栗得不敢加以承认的那些人、那些更为单纯而从不知道整个神学荒诞的领域的人、那些从不曾反思过这类反对意见的人，——他们都惊讶地获知，他们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