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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附了两幅青天白日旗的图案。
身为大总统，孙中山想让青天白日旗成为国旗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参议院多数的赞同，所以只能作为海军旗，而不能成为国旗。对于这一结果，他虽然不满意，但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直到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才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
其实早在1906年冬天，同盟会内部就为国旗问题发生过冲突，黄兴与孙中山几乎为此决裂，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的形式和日本太阳旗相近，“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主张用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孙中山坚持不让。章太炎到死，只愿以五色旗覆盖，不承认青天白日旗。
“国庆日”
孙中山曾向黎元洪等建议，将云南起义日（12月25日）也定为“国庆日”，作为永久的纪念。
1911年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爆发的日子，为纪念这一天， 1912年9月28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布了参议院的决定，正式定为国庆日。三年后袁世凯称帝，民国几乎覆亡，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首义，登高一呼，才得以打倒袁氏的家天下，恢复民国。蔡锷等再造民国，功勋卓著，孙中山曾致电向黎元洪等建议，将云南起义日定为国庆日，当时年轻的蔡锷已病亡，孙中山只字未提及蔡（只提到曾参加过同盟会的唐继尧）。
1916年12月13日，孙中山给黎元洪和国务院的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公鉴：溯自清帝退位，五族共和，国基已定，四万万人方想望太平，不图秉权者野心未除，诞生帝孽，筹安称制，民国几亡。虽其时义士人人奋起相争，期以身殉，然首先宣告独立誓师申讨者，实推滇省，遂使西南响应，举国普从，以有今日。方之武昌首义，一则为民国开创之功，一则为民国中兴之业，皆我五族人民人人所宜永留纪念者也。伏乞大总统、国务院主持，将云南起义日定为国庆日外，更予唐督军暨起事诸人以懋赏，以障勋劳，昭示来兹。临电无任盼祷。
细读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的这一电文，孙中山虽然建议定云南起义日为国庆日，却并没有明确将武昌首义的“双十节”作废的表达，直到1925年，他在弥留之际还和汪精卫谈及“不可忘辛亥革命”。他说武昌首义有开创民国之功，云南起义为民国中兴之业，都是应该永远值得纪念的。所以他希望将云南起义日（12月25日）定为“国庆日”，认为这个日子和“双十”节一样，“皆我五族人民人人都宜永留纪念者也”。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黎元洪等的回应。1927年国民党定鼎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也没有落实，只是将“12月25日”定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袁世凯的两次誓词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
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1912年，当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用浓重的河南地方音调口念誓词，效忠民国，但当时以记者身份在场的梁漱溟细心地发现，袁世凯对如此庄重的就职典礼其实压根不重视，“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相比之下，其他到场的政府各部总长都穿着西式大礼服，他部下段祺瑞等人也都“军装整齐，神态严肃”，显得郑重其事。
与梁漱溟的回忆可以相互参证的是《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当时的记录：
“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
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在这些细节之外，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兵变之后，数十步之内，行人断绝，各省派出的代
表也是寥寥无几，“令人发生一种苍凉悲戚之感”，时在现场的著名记者黄远生“仰窥袁总统之丰采，颇萧瑟有秋气”。
不过一年以后，到了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已非当初“光景甚为寂寥”可比，其时宋教仁已被暗杀，孙中山、黄兴等民国元勋重新踏上了流亡之途。袁世凯性情的愉快可想而知，黄远生现场看到的袁世凯是“精神甚矍铄，音吐甚朗，军服灿然”。
那天在场的国会议员韩玉辰清晰地记得，袁世凯竟然不是到国会去宣誓就职，不是在居仁堂布置仪式，而是安然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上举行就职典礼。他念誓词也很不严肃。本来规定的誓词为：“余誓以至诚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当时离袁的位置很近的韩玉辰倾耳静听，——“袁先高声读‘余’，继读‘誓以至诚’，其声微弱几不可辨，又高声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洪亮有力，读‘谨誓’二字，声复低沉。”本来秋天北方是很少下雨的。那一天，北京天下大雨，一直等到就职典礼结束，雨才停止。袁的女儿说得明白，自从袁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住进中南海后，“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可以说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出了这个门”。
齐如山亲睹兵变
有人抢了冥衣铺里的寿衣、被子之类，有人抢了一堆挽联，也有人抢到貂褂，乱兵们抢东西很从容，也很外行。
清帝退位，民国告成，孙中山将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奉命北上，试图迎袁南下就职。当他们一行“迎袁专使”抵达北京，兵变已在酝酿之中。兵变当夜，刚从法国归来的齐如山在崇文门大街上足足站了五六个小时，目睹了乱兵抢、烧各店铺的过程。因为他穿着当时比较稀罕的西装，乱兵把他当作了日本人，对他很客气，还不时有人来请教他所抢财物的价值。有人错将“老铁铺”的“铁”字看成了“钱”字，结果一无所获，将穷铁匠打了一顿。有人抢了冥衣铺里的寿衣、被子之类，来问他是否是绸子，他一想如果实话告诉他们，他们又要去别处抢，不如就说是。有人抢了一堆挽联，问他是什么？得知是办丧事用的，大呼晦气而去。有人抢到貂褂，问他是什么？得知是貂皮，欢天喜地而去，认为没有白干。乱兵们抢东西很从容，也很外行，让他感到奇怪。这是《齐如山回忆录》记下当时兵变的实况。只是苦了蔡元培他们这些“迎袁专使”，他们住的地方正是乱的中心，他们跳墙出去，在墙根的寒风中蹲了一夜，狼狈不堪。
兵变的部队是曹锟的第三师，属于袁世凯的嫡系，外界普遍认为这是袁不愿离开北京老巢的苦肉计，当时包括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卜禄士、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法磊斯、《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福来萨等外国人在内，“大多数稍有头脑的人似乎都怀疑袁世凯是北京这次骚乱的主谋”。连袁后来的澳大利亚籍顾问莫理循都深感失望，他在3月2日写的信中说：“我感到太难过了，因此不得不把这一切打电报告诉了《泰晤士报》。人们在过去几个月里见到我一直把袁世凯说成是大局的唯一希望，我真不知道人们现在会怎么想。”
兵变到底是不是袁氏唆使，史无定论。从当时情势看来，他没必要用兵变来达到目的，他岂不知兵犹火也，不能轻动。关于建都北京还是南京，虽然同盟会控制的参议院复议设在南京，但包括章太炎、黎元洪、张謇等在内的反对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而且南方比北方更强烈，浙江、安徽、江西、云南等省掌握实力的都督，上海包括《民立报》、《申报》在内也都主张建都北京，这些袁都是清楚的。
七八个诸葛亮
共和大舞台上演《空城计》，一齐出现七、八个诸葛亮。共和还没有进入正常的轨道。
民国的出现，是个全新的事物，那毕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与两千多年前的“周召共和”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在“非袁莫属”的舆论氛围中，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之位几乎是必然的。袁氏又如何能懂得何谓共和，他对身边的人提起“共和”总是满口的蔑视。陶菊隐《政海轶闻》有一则题为《办共和》：
“民国三、四年，袁氏每与人谈办共和之成绩如何，对各省大吏来京请训者亦以是为询。”陶感叹：“夫共和政体，信誓旦旦，岂容冠以‘办’字？其蔑视共和可知，其以此为试办性质可知。然闻者初无以应，盖反对共和即为叛国行动，虽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