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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作者:傅国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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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国涌

简介及前言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故事体的民国史,好看的民国史。
  讲故事是一种古老而常新的方式,那些曾经参与创造历史的人物都在故事中一一复活。
  作者为我们拉开这段历史的帷幕,将一百多个民国时期社会不同层面的代表人物展现在我们眼前。他们是缔造民国的伟人,叱咤风云的枭雄,马上赋诗的军阀,文章报国的报人,埋头学问、以学术报国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以及做着实业报国梦的工商界、金融界的精英、有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的出版家……,他们是蔡锷、辜鸿铭、胡适、汪精卫、徐志摩、穆藕初、范旭东、冯玉祥、王国维、吴佩孚、张作霖……,围绕着他们的一幕幕 。。。。。。 
                  
作者简介
  傅国涌,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曾做过乡村中学教师,1999年开始写作,在《书屋》、《随笔》、《东方》、《老照片》、《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近200万字,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传》、《百年寻梦》、《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等。 
                  
前言:历史是什么
  历史的零散的,是每个白天或黑夜,太阳和月亮底下每个角落发生的片段。历史是完整的,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处于时间的河道之外,水流花谢,构成历史的每一瞬间。历史是沉重的,流淌着血与泪,弥漫着阴谋与算计。历史是轻松的,一个新人物的出场、一桩新事业的诞生,都能让我们在心底里为之欢呼,都能让我们感到心旷神怡。历史容易被遮蔽,因刻意的遮蔽而被遗忘。历史如同甩不掉的尾巴,它从不缺席、迟到、早退,它永远在场,经过千山万壑,不管有多少峰回路转,蓦然回首,它总是静静地在我们面前流淌。
  ??? 民国的横空出世不仅是中国史上空前的大事情,而且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无论如何,帝国的长梦已做到了尽头。透过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他们或忧郁、或诚挚、或清明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气息、新的图景,与一统山河、开疆拓土的秦皇汉武不同,与横槊赋诗的曹孟德不同,与“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李自成们更不同。虽然在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大陆上,民国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十八年,真正是“弹指一挥间”,但那是一个别样的时代,一个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异族入侵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乱世,有点类似闹哄哄的春秋战国和魏晋风流时代。当然,在文明的意义上,它已经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乱世。不光是各种在漫长的农耕和帝制黑夜里无法想象的那些新事业,包括出版、报纸、期刊、大学、研究所、近代民营企业……还有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那些新人物,他们的面貌、气质、行事都不是旧时《世说新语》所能概括的,一句话,这里有全新的呼吸、全新的语言、全新的追求和梦想。
  ??? 读史使人明智,读史使人痛苦,读史使人快乐,读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许多同样零散的日子里,我阅读各类零散的民国史书,从日记、书信、年谱到回忆录、传记,并随手留下一些读书札记,没有风花雪月的猎奇故事,没有推背图式的神秘和玄虚,有的只是真实的声音和曾经的心灵脉动。我的这些札记注定了不成系统,也不会有结论,是非褒贬,全凭各位读者朋友明断。 
                  
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第一部分
两支笔和民国创世
  民国诞生,张季鸾以秘书身份执笔起草了孙中山的《就职宣言》,陈布雷以报人身份翻译了孙中山的《告友邦人士书》。大时代的两支笔,却有着不同的命运。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破土而出,在《民立报》当过编辑的青年张季鸾因为于右任的保荐,出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同时的秘书中还有杨杏佛、任鸿隽、柳亚子、吴玉章等青年才俊,可谓集一时之盛。其中,孙中山的就职宣言就是由张季鸾执笔起草的,不过他认为“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让他引以自豪的是,当孙中山宣誓就职时,他发了一个电报给上海的《民立报》,报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职的概况,他说,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发的专电。熟悉新闻史的后起之秀徐铸成评价:“中国报纸之自有新闻电,确以季鸾先生一电为嚆失。”从政而不忘新闻,难怪张季鸾后来要以报纸作为他终生事业。
  孙中山在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还发表了一份《告友邦人士书》,是用英文写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带到上海,想在报纸上发表,一时找不到翻译,青年陈布雷时在上海《天铎报》执笔,他以典雅的古文试译了一段,英文极佳的王宠惠看了,觉得准确而且传神,大为满意。于是孙中山的《告友邦人士书》就成了《天铎报》的独家新闻。第二天,当《民立报》同人知道后,不无遗憾地对于右任说:“此文《天铎报》抢先发表,可惜可惜。”当时陈布雷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踏上从政之路。从1927年起,他的后半生几乎都在为蒋介石捉刀,起草各种文告、文件,甚至代笔写《西安半月记》之类的私人文字。
  1941年9月6日,一代报人张季鸾在重庆辞世,终年54岁。弥留之际,蒋介石曾亲去探视,挽词中还有“握手犹温”之语,蒋誉之为“一代论宗”, 周恩来、毛泽东等称他为“报界宗师”,“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在季鸾先生病逝前不久,由他主持笔政15年的《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奖章,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荣誉,也是对他最大的安慰,他为坚持“文人论政”而骄傲。
  1948年11月13日,追随蒋介石二十年的幕僚、“文胆” 陈布雷黯然自尽,终年59岁,一生清廉、人品高洁的他在留给蒋的遗书中说:“自问平生实无始终贡献可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蒋则称誉他为“当代完人”。
  虽然陈布雷在选择绝路前曾一次次地对接近的人表示,多年来他一直渴望着回到新闻界,继续当年的文章报国生涯。但他也对王芸生说过:“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了。 
                  
国旗之争
  民国初创,参议院议定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主张的青天白日三色旗只是作为海军旗,另以十八黄星旗为陆军旗。
  武昌起义爆发时,用的是共进会的十八星旗,代表当时的十八省;上海、江苏独立用的是宋教仁、陈其美主张的五色旗,代表五族共和;广州独立后用的是青天白日旗,但陈炯明在惠州起兵用的则是井字旗。此外还有用白旗(取以明涤去污染、光复旧物之意)、金瓜钺斧旗(代表尚武强兵的精神)等,可谓各树一帜。
  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参议院为制定国旗发生过剧烈的争论,最后决定采用沪军都督府所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以十八黄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三色旗为海军旗。
  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对国旗问题发表了他的意见。1912年1月12日,他在写给参议院论国旗的信中,反对以五色旗为国旗,主张在民选议会产生后由国民公决。他的理由是:
  “(一)清国旧例,海军以五色旗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
  (二)其用意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
  (三)既言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
  他指出“国旗之颁用,所重有三:一旗之历史,二旗之取义,三旗之美观也。武汉之旗,以之为全国首义尚矣;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而天日之旗,则为汉族共和党人用之南方起义者十余年。”青天白日旗原是孙中山早年的亲密同伴陆皓东为兴中会所设计,计划在1895年广州重阳节起义中使用。起义流产,陆皓东被捕遇难,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此后,孙中山参与发动的历次起义打出的都是这一旗帜。至于取义,他解释说:“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著于赤帜,亦为三色,其主张之理由尚多。”他还附了两幅青天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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