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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不单纯是一个外壳、个体身披的外衣，它可以暂时地、有时是完整地界定个体；并在更长的时间里重新界定一个人的身份。调整揭示了演员所处语境的社会化力量和规范性的追求强度。规范性的追求促使人们消除角色的任何距离，找到游戏规则并全心全意地遵守。人的内心深处是否存在保持矜持态度，拒绝屈从当时语境的自我部分？换句话说，真正的自我，扮演不同角色的身份？这是社会学的古老论题，远未得到澄清，也不可能在本调查中得到澄清。然而，有一个主要成分被揭示出来：角色距离的微弱，特别是保持这种角色距离的意愿的微弱。事实上，当我们看到它出现时，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完善的。因为人的习惯极其不同，因为规范的确定十分困难，因为游戏规则模糊不清，或者因为存在着角色冲突，比如索朗日的情况（F76）；她做不到我行我素，当她发现她的顾客来到海滩时，就会重新穿上上衣，执意保持着某种距离，或执意把深层自我扮演的角色当做一个面具，这些都是比较罕见的。当我们可以观察它时，它更多地已经成为一种状况的策略，被个体包容在某种虚假距离的范围中。男人的性目光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如果说存在双重游戏，那它一定是存在着的模糊性的，由女性身体三种感知引起的永恒的不确定性的结果。现代社会是否制造一些没有想像和游戏精神的个体？为什么会出现角色的完整进入，消除一切邪念，忘记自己在当时语境中的深层和多重身份的意愿？从这一系列完全一致的理由看，角色并不存在于自我之外，更不是一种约束。相反地，它是人的形成和拓展自己创新空间所需的工具。
角色的距离（2）
调查显示进入无距离角色的直接兴趣，因为，任何差异都会遭到周围环境压力的惩罚。这种压力体现为心理负担，建立社会关系的困难，它还界定着活动的最小自由度。自如在美的衬托下成为海滩社会化的核心操作装置。不过，它只能在遵守游戏规则和相信角色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任何距离、任何身份的保留都会增加“我们身上的控制情感”（米德；第233页），并强迫我们更加顺应外界语境以制订某种策略。观察海滩最多的女人是那些最不自在的、提出问题的、在角色进入面前迟疑不定的女人。相反地，完全达到动作规范性和平常性的女人都可以获得身体的自如，表现自由的感觉。对裸乳快乐的最深刻的解释是：这是身体的灵活具象与个人自由较抽象感觉的混合。我们不能忘记这条游戏规则：达到自如并处在正常中心的女人有权做她想做的事。因此，矛盾在于最完全的角色进入可以提供最充分的自由，给人提供最广阔的创新余地。相反地，拒绝顺应社会化的语境却要在分析游戏规则的义务上付出代价，认同强迫行为范围的狭义界定，使角色的距离加大。简言之：角色的距离更要求遵守它的约束，而全面进入角色反而可以消减外界压力。因此，最好的解释是很少有人坚决要不过分深入地进入角色，因为减少约束的最好办法就是服从它，把它化为己有，与之并合直至忘记这个角色。不再扮演一个角色而是成为这个角色。
还剩下一个问题。试图澄清历史发展方向的理论家们往往会碰到解释变化的关键问题：人借助自己的思考能力可以越来越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路易·迪蒙（1983）分析社会的个体化进程，责任个体中心化的过程；乔治·齐美尔（1991）强调社会阶层的增多扩展了个人隐私范围；诺贝尔·埃里亚斯（1991）指出内心世界的扩展为什么成为个人自主化的工具。个人走上历史的前台，演员表演氛围的扩大（迪贝；1994）如何能够与角色的进入相提并论，同一个体在这里似乎完全顺应外界语境？责任个体即自己命运的主人与消失在角色中的个体之间的真实性在哪里？
乔治·齐美尔所说的社会阶层、或者诺贝尔·埃里亚斯所说的独立关系在不断繁衍并在相互依附中多样化：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多，尽管这些联系比较规律，比较脆弱，比较疏远。在把这些社会联系表述为角色时，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个体拥有无数角色的遗产，从历史上看，它有增无减。他是惟一可以管理这份遗产的人，而可利用角色的多样性、社会化机会的多样性不仅使他做出重要选择，还让他制订真正的身体策略。这就是责任个体的好处。然而，每当他进入一个角色时，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他就只能充分扮演它，接受它的游戏规则并遵守它们。因为个体用社会材料来建构自己的自由。
角色与习惯
在《夫妻网络》中，我指出人的身份如何被建构在并合习惯积累的基础上，被完全转化为一种规律性，使生活更加容易。在这里，我们看到角色的态度也十分相似：个体试图使角色内化直至从思想上消失。然而，习惯与角色又是可类比的。习惯是在个人层次上形成的，而角色是在社会层次上形成的。它本身的这种差异并不十分重要。相反地，当人们发现社会记忆的这两种记录语境在历史上就有分歧时，这种差异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居伊·蒂利埃（1977）解释“旧的动作制度”如何在传统社会中建构“习俗的压迫机制”，这种机制建立在重复日常行为的基础上，比如“不变的、仪式的、准宗教的、古老的行为，它们都是一成不变的”（第164页）。换句话说，实践范围的社会记忆和个体记忆是联系在一起的，都以相同的动作为中心；知识传播的各种方式，个体的和社会的，言明的和不言明的；都可以相互交织，不会出现严重的不协调。居伊·蒂利埃指出；是义务学派把这种原始缺陷带入这一体系，所以“动作的旧体制”在不久后的两次大战期间就真正毁灭了。因为新的知识传播方式和行为规则取而代之。这主要表现在我们在海滩看到的情况：人们的相互观察，对新场景的视觉捕捉，“珍珠课”的传授，角色进入，它们都可以类比知识。角色的并合直至在意识中消失事实上只是转化为习惯，从角色所在的社会层次上的行为模式过渡到它变为规律性的个体层次。奥迪尔一直难以相信角色的合法性，她裸露乳房但不十分自然。“后来，逐渐就习惯了，现在，这对我来说是自然的，我甚至不再想它了，已成为一种习惯了”（Ｆ79）。从旧习惯的积累到新习惯的养成，角色的进入确实经历一小段弯路：因此，它与旧的动作制度的差别似乎并不很明显。然而这种差别是重要的，它构成社会变化的主要因素，习俗（在习惯积累基础上构成的道德范围）通过它而被转变。尽管正常的追求和平常化的力量十分强大（它恰好是勇气的必要补偿），目光在采样技艺方面作用比较突出。个体做好更多体验新角色的准备，形象和角色的提供呈现纷繁和多样化。个体通过身体而成为他自己，只把适合自己的东西内化为习惯。个体通过目光的能动性，特别是最不可预测的和最遥远的角色的进入（它们必须是“正常的”），扩展其身份再现的范围。
结论（1）
在撰写这部书时，我遇到了语言难题：如何称呼那些经常来海滩的人们？度假者？这个词太过宽泛。游泳者？他们并不都游泳。海滩游客？这个新词听上去不好听。因此，我决定还是先用Plagistes命名他们。这个词很响亮，然而，它有一个不足：它已被习惯用来专指海滨浴场经营者。我后来逐渐发现这种模糊性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当我寻找适当词语毫无成效时，当我的大脑如此无能时，一个简单的词却从我敲打键盘的手指中出现了：海滩。我也惊讶我会这样写：海滩做这个，做那个；海滩想这个，想那个。这个语言问题促使我把特殊的个体转换为单一的集体个体。那么，我是否从这个讨厌的语言死路走出来了呢？很遗憾，我的批评意识严格审视着我的手指活动。它们缺乏基本的社会学文化，它们本该了解过去的所谓集体演员被滥用的程度：工人阶级这样想，女性角色应该这样做。海滩只是不同人组成的模糊集合体，不可能归属于一种划一思想。然而，调查显示它在这种多样性之上成功地实现了管理，虽然这种管理是宽泛和神秘的；成功地制订出灵活的但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成功地规定了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虽然，从理论上讲，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人的故事都是特殊的，同行为中数相比，它们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