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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二。他的独到之处，是打碎前人的体系，确立新的体系，找出他们的不
足，予以新的阐释。以此而言，康德既是17世纪以来欧洲哲学的伟大综合者，
他的思想又远远超出综合者的范畴——他是在新的基础上新的哲学纪元的奠
基人。
康德是新的哲学体系的确立者，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拓者。虽然开拓
者还不等于完成者，然而他的成就并不低于那些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哲学的
人。因为他提出了前人所未能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对科学而言，在很多情
况下，提出问题往往比回答问题更有价值，何况对康德提出的问题，虽然后
来人成百上千次地宣告说：已经解决了，但过不了多大时间，就会发现，这
些问题并没有解决：或者有人对其答案又提出新的问题，或者有人又提出了
新的答案。比如康德哲学中的“自在之物”，那些自认为比康德更出色的哲
学家，他们解决了吗？我们这些生活在20与21世纪之交的大智大慧的现代
人解决了吗？虽然康德对“自在之物”也没有能做出令人人满意的解释。但
“自在之物”之为物，究竟如何，却不是任何一个智者可以轻松予以阐释的。
不要说“自在之物”，即使比这个问题更小的问题，例如现代物理学遇到的
“黑洞”问题，物质的属性问题，生命的奥秘问题以及令许多人感兴趣的外
星人问题，都不是用经典力学式的方式可以解答的。又如康德提出的“二律
背反”定律。“二律背反”即悖论。中国禅宗中也有许多悖论，因为它有这
许多“悖论”，所以禅学才具有那么大的文化和思辩魅力。而康德的“二律
背反”，显然是比禅学悖论更具哲学品位的理论命题。这个且不细论，即使
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认识，即康德批判哲学中的理性批判，现代人类同样没能
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人类的认识能力究竟有多大潜力，它到底有没有极限，
人类能否达到它的认识极限？相应的，人的认识能力的开发有没有一定的限
度，而客观世界的范畴是否同样有一个极限的边缘？如果说人的认识不能达
到极限，那么，人类对自己能力的把握就永远处在不完善的地步。如果说人
的认识可以达到极限，那么人的认识能力也就有了一定的开发限度，换句话
说，它在达到一定程度上就不可能再发展了。达到极限的认识，显然是 形
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吾所不取；不能发展的观点显然又是违背 进化论的，
违背进化论的观点亦为吾所不取，那么，这问题究竟 有没有答案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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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一个久议而未决之题。正因为它是一 个久议而未决之题，所
以诸如对人体的研究，对人的智能的研究，对人的情感的研究，以及中国的
气功，印度的瑜伽，才有那样的魔力。我们不能说这些魔力全然出于迷信，
也不能说对这些具有非凡魅力的课题，已经有了完全自觉的认识。这些迄今
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康德夫子自然也未能解决。但哥德巴赫提出了猜想，
尽管他未能证明它，这猜想本身已经具备了超凡的价值。
康德作为西方近代哲学史上的哲学巨人，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建立了一
个庞大的哲学体系。哲学体系，何时不有，何人不能？但至少在他的时代，
他的哲学体系是最有概括力，也是内涵最为丰富的。康德有幸，上承西方近
代哲学的几乎所有主要流派；康德有智，他使自己的体系可以吸收容纳这些
流派的主要思想，至少可以用他的方法对这些流派作出言之成理的分析的批
评。在他之前，实在没有哪一位哲学人物可以创造出他那样的思想体系。与
他的哲学体系相比，笛卡尔的体系是分裂的，一半属于形而上学范畴，一半
属于物理学范畴。“我思故我在”固然是具有重大哲学价值的思维方式，但
其处在神学与科学的对立之间，有些处境尴尬，又有些无能为力。洛克哲学
只是他全部学说的一个分支，他并非不重视哲学，而是没有大陆哲学那样的
最高层次上的体系追求。贝克莱哲学虽有体系，但无法将他的体系贯彻到底
——因为他不但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教士。卢梭则干脆对本体论和方
法论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兴趣。莱布尼茨的哲学堪称博大精深，但他没有来得
及或没有力求将他的全部理念整合到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内。而他对世界
本体得出的原子论或先验论式的结论，又不免失之武断。唯有休谟，将远自
培根或可以说自洛克以来的经验主义哲学推向了极致。然而，推向极致又近
乎进了死胡同。他固然是英国经验主义的极端发展者，却又没有能力使他的
哲学在新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的认识自由或获得更大的涵容能力或概括能
力。从总体上看，康德以前的近代哲学体系——如果他们有一个自觉的体系
的话，这个体系也显得身单力薄，弱不禁风，甚或有些神秘气息。唯有康德，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以新的思维方式，对这一些予以整合、重建。他一
心把这些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对抗的内容，涵容在他的庞大缜密的哲学体系之
内。虽然他的这些努力，在后来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看来不免有些白费气力，
而从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逻辑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顺理成章而又无可逾
越的必然环节。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不把这个环节看成一个结局，而
是在应该留有余地的地方便留下了余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康德所以取得这样的哲学成就，有主、客观方面的诸多原因。
从客观方面看，有他的时代为他准备的必要历史条件，有前人经过数百
年努力取得的哲学成绩，又有德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作为他活动的历史舞
台。
照理说，彼时德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并不比英国或法国优越。但这要看在
什么意义上理解这件事。英国固然先进，但产业革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
哲学家的抽象思考已失去成为社会热点的条件，甚至不能引起人们的理论兴
趣。法国革命在即，人们的情绪不免激昂，人们的追求不免更多现实考虑，
它更喜欢以直观的方式，用辛辣的语言对现实生活中的腐败和落后作出强烈
反映，而无暇对这些问题作更抽象的思考和深刻的理性分析。德国人则正处
在专制性的繁荣与开放之中。专制使他们深沉，开放使他们活跃，繁荣使他
们虽对现实很不满意但又不愿也不好作出 全盘否定。于是，他们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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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的层次上，作出更为深入、细致、 抽象和全面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
讲，最严谨的哲学不是参天大 树，而是绕树的青藤。参天大树，高固高
矣，大固大矣，但不免显得直露无遗，不能对复杂的局面作出相应复杂的反
映，而绕树的青藤，虽不轰轰烈烈，也不显山露水，却对复杂的客观环境，
能够身体力行，曲尽其幽。
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康德具有优越的智能结构，同样优越的职业选
择和心理品质。
康德博学。他虽然以哲学家著称于世，但他学识渊博，气象远大。他既
是一位文理兼精的大师级人物，而且还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对天文学研究作
出重大贡献。他从1755年执教开始，讲授过数学、物理学、逻辑学、伦理学、
形而上学、地理学、人类学和自然神学等多门课程。一个讲师，要讲这许多
课程，而且从数学到逻辑学，从物理学到形而上学，从哲学到神学，几乎无
所不包，无所不能。这样的通才，在18世纪之后的世界上，确属少见，即令
人们热衷于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20世纪，也绝不多见。中国虽是文明之邦，
美国虽科学发达，但一个讲师，且不论他是北京大学还是哈佛大学的讲师，
能一个人讲这么许多门类课程的人，纵然有些，也一定不多。
康德的独特之处，不但在于他样样精通，尤其在于他在这些貌似风、马、
牛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