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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的工人通常是在夜里11点开始干活，一直忙到第二天早晨8点，中间只稍微休息一两次。然后就叫他们运送面包，或有时在烤炉房烤面包干，一直干到下午4点、5点、6点甚至7点。活全干完了才睡6个小时，有时只睡5个或4个小时。到了星期五，总是提前上工，大约从晚上10点开始，不停地烤制面包或发送面包，一直忙到星期六晚上8点，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一直干到星期日早晨4点或5点。就连出售‘全价’面包的第一流面包房，到了星期天，也要为第二天做4—5小时的准备工作…… 在‘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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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面包的老板’那里（前面已经说过，这种人在伦敦面包业主中占3/4），面包工人的劳动时间更长，不过几乎全是在烤炉房里做工，因为他们的老板除把面包供应一些小铺子外，只在自己的店铺里出售。每当临近周末……就是说从星期四起，晚上10点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星期六深夜，中间只有很少的休息。”
至于这些“卖低价面包的老板”，连资产阶级人士也懂得：“工人的无酬劳动是他们进行竞争的基础”。而“卖全价面包的老板”则向调查委员会揭发说，他的“卖低价面包”的竞争者盗窃别人的劳动，并在面包中掺假。
“他们所以走运，全靠欺骗公众，压榨工人，要工人劳动18小时，而只给12小时的工资。”今天仍然如此。
在英国，面包掺假和卖低价面包的面包业主阶层的形成，都是从十八世纪初发展起来的，那时，这一行业的行会性质刚刚消失，而资本家以面粉厂厂主或面粉代理商的面目，出现在名义上的面包房老板的背后。这就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为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和为夜间劳动奠定了基础，虽然夜间劳动甚至在伦敦也只是在1824年才真正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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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委员会的报告把面包工人列为短命的工人；这些工人即使幸运地逃脱了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通常都难免的夭折，他们也很少活到42岁。可是，等着去面包业做工的人总是非常之多。就伦敦来说，这种“劳动力”的来源是苏格兰、英格兰西部农业区以及德国。
1858—1860年，爱尔兰的面包工人自己筹款组织了多次群众大会，来反对做夜工和星期日劳动。公众怀着爱尔兰人的热情表示站在工人一边，例如在都柏林1860年的五月大会上就是这样。由于这一运动，只做日工的规定才在威克斯弗德、基尔肯尼、克郎梅尔、瓦特福德等地真正有效地得到执行。
“在雇佣工人苦不堪言的里美黎克，由于面包房老板，特别是面包房兼磨坊老板的反抗，运动遭到了失败。里美黎克的失败引起了恩尼斯和梯培雷里两郡的倒退。在公众的不满情绪表现得最强烈的科克郡，老板们利用他们解雇工人的权力，把运动压了下去。在都柏林，老板们进行了最坚决的反抗，他们用迫害领导运动的工人的办法，迫使其余的工人让步，同意做夜工和星期日劳动。”
在爱尔兰武装到牙齿的英国政府所属的委员会，竟痛切地规劝都柏林、里美黎克、科克等地那些铁石心肠的面包房老板：
“委员会认为，劳动时间受自然规律的限制，若有违反，必受惩罚。老板们用解雇来威胁工人，迫使他们违背宗教信仰，违反国家法律，冒犯社会舆论〈这些全是指星期日劳动〉，在资本的淫威下，会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权吗？这样老板们就播下劳资敌对的种子，做出了有害宗教、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先例…… 委员会认为，把工作日延长到12小时以上，是横暴地侵犯工人的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这会破坏一个男人的家庭，使他不能履行他作为一个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所应尽的家庭义务，以致造成道德上的非常不幸的后果。12小时以上的劳动会损害工人的健康，使他们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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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早死，因而造成工人家庭的不幸，恰好在最必要的时候，失去家长的照料和扶持。”
以上是爱尔兰的情形。在海峡彼岸的苏格兰，农业工人（即庄稼汉）揭露，他在最寒冷的天气里，每天要劳动13—14小时，星期日还要从事4小时的额外劳动（这还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呢！）。就在这个时候，伦敦一个大陪审团面前站着三个铁路员工：一个列车长，一个司机，一个信号员。一次惨重的车祸把几百名旅客送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几个铁路员工的疏忽大意是造成这次不幸事件的原因。他们在陪审员面前异口同声地说，10—12年以前，他们每天只劳动8小时。但是在最近5—6年内，劳动时间延长到了14、18甚至20小时，而在旅客特别拥挤的时候，例如在旅行季节，他们往往要连续劳动40—50小时。可是他们都是些普通人，并不是塞克洛普。他们的劳动力使用到一定限度就不中用了。他们浑身麻木，头发昏，眼发花。但是最“可尊敬的不列颠陪审员”对他们的回答，是定为“杀人罪”，交付巡回审判庭审理，并只在一项温和的附录中表示良好的愿望，希望铁路大亨们将来在购买必要数量的“劳动力”时大方一些，在榨取所购买的劳动力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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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节欲”或“节俭”一些。
一大群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各色各样的工人，争先恐后地向我们拥来，简直比被杀者的鬼魂向奥德赛拥去还要厉害。即使他们腋下没有夹着蓝皮书，我们也可以一眼看出他们从事过度劳动的情形。现在让我们从这一大群人当中再挑出两种人来，一种是女时装工，一种是铁匠。这两种人的鲜明的对照表明，在资本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这才是资产阶级所鼓吹的平等的真正含义。
1863年6月下旬，伦敦所有的日报都用《一个人活活累死》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登载着一条消息，报道一个20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是怎样死的。她在一家很有名的宫廷时装店里做工，受一位芳名爱丽丝的老板娘的剥削。这里又碰到我们常常讲的那一类老故事了。店里的女工平均每天劳动16 1/2小时，在忙季，她们往往要一连劳动30小时，要不时靠喝雪莉酒、葡萄酒或咖啡来维持她们已经不听使唤的“劳动力”。当时正是忙季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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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为了迎贺刚从国外进口的威尔士亲王夫人，女工们要为高贵的夫人小姐立即赶制参加舞会的华丽服装。玛丽·安·沃克利同其他60个女工一起连续干了26 1/2小时，一间屋挤30个人，空气少到还不及需要量的1/3，夜里睡在用木板隔成的一间间不透气的小屋里，每两人一张床。【卫生局的里特比医生当时说：“成年人的寝室至少要有300立方英尺空气而住房至少要有500立方英尺。”伦敦一家医院的主任医生理查逊说：“各种女缝纫工——女时装工、女服装工、普通女裁缝，都有三种灾难，这就是劳动过度，空气不足，营养不够或消化不良。一般说来，这种劳动对于妇女无论如何要比男子更为适宜。这种行业的不幸，特别在首都，是在于它被26个资本家所垄断，这些资本家利用资本所产生的权势，硬要从劳动里实现节约＜他的意思是说：靠浪费劳动力来节约费用＞。劳动力可以说是资本家按日租来的，就象在旅店里按日租房一样，但资本家租其它东西时，若超过正常损耗是要额外赔偿的，而超额损耗劳动力则不用承担任何赔偿。这不过是因为，租其它东西时，资本家是对另一个资本家发生关系，两者都属同一个强势阶级；而租劳动力时，资本家是对工人发生关系，而工人属于弱势阶级。在整个女缝纫工阶级中都感受到了资本家的这种权力。如果一个女服装工揽到了一些顾客，那末由于竞争，她必须在家里挤死命地干，才能把顾客维持住，而且她必然要让她的助手同样从事过度的劳动。如果她抢不到生意，或者不能再独立经营下去，她就到一家裁缝店去做工，在那里，活并不轻，但是收入有保障。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这种“保障”是裁缝店老板获得“剩余索取权”的理由之一。处于这样的地位，她就变成了纯粹的奴隶，随着社会的动荡而飘泊不定；她时而呆在家里的小房间里挨饿或近乎挨饿；时而又要在一昼夜劳动15、16甚至18小时，而她们劳动的场所空气闷得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同时她们吃下的东西，哪怕吃得还不坏，由于缺乏新鲜空气，也消化不了。纯粹由于空气不良而造成的肺病，就是靠这些牺牲者而存在的。”（理查逊医生《劳动与过度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