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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为是这样。”
下面是对这种英雄主义所作的注释。迪斯累里向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和前任总裁威·柯顿先生问道
“1844年英格兰银行的股东得到多少股息？——那一年是7％。——1847年的股息是多少？——9％。——今年英格兰银行要替它的股东交所得税吗？——是的。——1844年也是这样吗？——不是。【这就是说，以前是先定股息，然后在付给各个股东时扣去所得税；1844年以后，是先从银行总利润中交纳税款，然后在分配股息时“免扣所得税”。因此，名义上相等的百分率，在后一个场合，就多了这个所得税的数额。——弗·恩·】——这样看来，这个银行法＜1844年的银行法＞对股东非常有利了……结果是，从新银行法实施以来，股东的股息已由7％增加到9％，此外，股东在以前必须交纳的所得税，现在由银行交纳了，是不是呢？——确实是这样。”（第4356—43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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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847年危机期间银行的货币贮藏，地方银行家皮斯先生说：
（第4605号）“因为银行不得不越来越提高它的利息率，人们普遍产生了忧虑；地方银行都增加了自己手中的货币额和银行券额；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平时也许只保留几百镑金或银行券，现在都立刻在钱柜和账桌抽屉里贮存了数千镑，因为大家对于贴现和汇票在市场上的流通力都感到极不可靠；结果普遍都贮藏货币。”
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指出：
（第469l号）“所以，不管过去十二年内原因是什么，结果总是更有利于犹太人和货币经营者，而不是更有利于一般的生产阶级。”
至于货币经营者曾经多么厉害地利用危机时期，图克说：
“瓦瑞克郡和斯泰福郡的金属制品业，1847年拒绝了许多订货单，因为工厂主拿汇票去贴现时必须支付的利息率，把他的全部利润吞掉还嫌不够。”（第5451号）
我们现在再引用一个以前已经引用过的议会报告：《银行法特别委员会1857年由下院向上院提出的报告》（以下题为：银行委员会，1857年）。在这个报告中，“通货原理”派的巨星，英格兰银行董事诺曼先生，受到了如下的质问：
（第3635号）“您说，您认为利息率不是取决于银行券的数量，而是取决于资本的供求。您是否可以谈一谈，您所说的资本，除了银行券和硬币而外，还指什么？——我认为，资本的普通定义是：生产上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第3636号）“当您谈到利息率时，是否把一切商品都包括在资本一词中了？——生产上使用的一切商品都包括在内了。”——（第3637号）“当您谈到利息率时，您把这一切都包括在资本一词中了？——是的。假定有一个棉纺织厂主，他的工厂需要棉花。他大概会用这样的办法弄到棉花：他先从他的银行家那里获得一笔贷款，带着这样得到的银行券到利物浦去购买。他真正需要的是棉花；他需要银行券或金，只是当作获得棉花的手段。或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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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资金，是为了给他的工人支付报酬；这样，他又要借银行券，用来支付工人的工资；而工人又需要食物和住所；货币就是对这些需要实行支付的手段。”——（第3638号）“但是对货币要文付利息吗？——当然，首先要支付利息；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假定他赊购棉花，没有从银行取得任何贷款；这时，现金价格和赊购价格在到期付款时出现的差额，就是利息的尺度。即使根本没有货币，利息还是存在。”
这种洋洋得意的胡言乱语，只有“通货原理”派的这个台柱才说得出口。首先是天才地发现了，银行券或金是购买某种物品的手段；人们借银行券或金，不是为了它们本身。由此要问，利息率是由什么东西调节的？是由商品的供求调节的，而我们以前只知道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商品的供求调节的。但是，完全不同的利息率，是和不变的商品市场价格并行不悖的。——然后又是如下的狡辩。“但是对货币要支付利息”这个正确的提法，当然包括如下的问题：根本不经营商品的银行家所得的利息，同这些商品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那些把货币投在各个完全不同的市场上的工厂主们，也就是那些把货币投在受生产上使用的各种商品的完全不同的供求关系支配的市场上的工厂主们，不是要按同一利息率得到货币吗？——对于这个问题，这位可敬的天才的回答是：如果工厂主赊购棉花，“现金价格和赊购价格在到期付款时出现的差额；就是利息的尺度”。刚好相反。现有的利息率——天才诺曼应当说明的正是这种利息率是如何调节的——才是现金价格和赊购价格在到期付款时出现的差额的尺度。首先，棉花是按照它的现金价格出售的，这个价格由市场价格决定，而市场价格本身由供求的状况调节。例如价格＝1000镑。就买卖而言，工厂主和棉花经纪人之间的交易由此就结束了。但是，还有第二种交易。这就是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交易。1000镑的价值是以棉花贷给工厂主的；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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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比如说三个月内用货币偿还。这时，1000镑在三个月内按市场利息率得到的利息，就是高于现金价格的加价。棉花的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但是1000镑棉花价值在三个月内贷出的价格，是由利息率决定的。棉花本身以这种方式转化为货币资本这一事实，在诺曼先生看来，就是证明：即使根本没有货币，利息还是存在。如果根本没有货币，那也就决不会有一般利息率了。
首先，资本是“生产上使用的商品”这种见解是一种庸俗的见解。在这些商品作为资本执行职能时，它们作为资本的价值，不同于它们作为商品的价值，表现在由它们的生产用途或商业用途产生的利润中。并且，利润率虽然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同所购买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它们的供求有某种关系，但它仍然由完全不同的事情决定。并且，毫无疑问，利息率一般说来是以利润率为它的界限的。但诺曼先生正是应当告诉我们，这个界限是如何决定的。它是由不同于其他资本形式的货币资本的供求决定的。现在，可以进一步问：货币资本的供求又是怎样决定的呢？毫无疑问，在物质资本的供给和货币资本的供给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联系；同样毫无疑问，产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实际生产情况决定的。诺曼不向我们说清楚这一点，却向我们兜售这样一个哲言：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和对货币本身的需求不是一回事；并且只是兜售这个哲言，因为他、奥维尔斯顿及其他“通货原理”的先知们暗中总是不安好心，他们力图通过人为的立法的干涉，从流通手段本身造出资本，并且提高利息率。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奥维尔斯顿勋爵，亦即赛米尔·琼斯·劳埃德，看他是怎样不得不说明：为什么他在国内“资本”如此缺少的情况下为他的“货币”取得10％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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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53号）“利息率的波动，是由于下述两个原因之一：或者是由于资本价值的变动”， （妙极了！一般地说，资本的价值，正好就是利息率！所以在这里，利息率的变动就是由于利息率的变动。我们以前已经指出，“资本的价值”在理论上从来没有别的理解。但是，或者奥维尔斯顿先生把资本的价值理解为利润率了。如果是这样，这位深刻的思想家就回到利息率由利润率调节这一点上来了！）
“或者是由于国内现有货币额的变动。利息率所发生的一切巨大的波动，不管波动时间有多久或者波动范围有多广，都可以明确无误地归结为资本的价值的变动。1847年和最近两年＜1855—1866年＞利息率的提高，是这一事实的最显著的实际例证；现有货币额的变化所产生的较小的利息率变动，影响范围小，持续时间短。这些变动是经常发生的；并且变动越频繁，就越能达到它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使奥维尔斯顿之流的银行家发财致富。可爱的赛米尔·葛尼曾经非常天真地在上院委员会面前说到这一点（商业危机，1848＇—1857年＇）。
（第1324号）“您认为，去年发生的利息率的大波动是否有利于银行家和货币经营者呢？——我认为它有利于货币经营者。营业上的一切波动对熟悉内情的人都是有利的。”——（第1325号）“在利息率很高的情况下，银行家会不会由于他的最好的顾客陷于贫困而最终受到损失呢？——不会，我不认为这种影响已经达到值得注意的程度。”
所要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