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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做这种工作，根据家庭人口多少，每周可以挣4—12先令；这笔“巨款”，竟然往往要用来维持八口之家。市侩老爷们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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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双重的利益：第一，他们以特别低廉的利息获得了资金，来改善他们的乌烟瘴气的、无人过问的城市；第二，他们付给工人的工资，比正常工资率低得多。）
“工人已经习惯于几乎是热带的气温，习惯于更需要技巧和准确性而不需要体力的那种劳动，习惯于得到比现在多一倍，有时多两倍的工资。而这样的工人现在愿意接受给他安排的工作，就表现了他们十分令人尊敬的自我克制和深思熟虑。在布莱克本，人们几乎在每一种可能的户外劳动中受过考验；挖掘很深的泥泞的粘土，排水，碎石，修路，挖掘14呎、16呎、有时20呎深的下水道。他们经常站在10—12吋深的泥水里，而且总是要忍受潮湿寒冷的气候，就潮湿寒冷的程度来说，这种气候比英国任何地方都有过之无不及。”（第91、92页）——“工人的态度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他们愿意接受这种户外劳动并且努力去完成。”（第69页）
1864年。4月。
“各地区都可以偶尔听到工人短缺的怨言，这主要是发生在象织布业这样一些部门……但是这种怨言所以产生，固然是由于这个特殊部门的工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不够，但也是由于工人所能得到的工资太低，而这又是由所使用的棉纱质量太差造成的。上月，某些工厂主同他们的工人之间由于工资问题发生了多次争议。我很遗憾，罢工发生得太经常了……工厂主感到公共工程法令的作用是一种竞争，因此贝凯普地方委员会已经停止活动，因为虽然工厂还没有全都开工，但工人已经不够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4月》第9页）
现在，该是工厂主先生们着急的时候了。由于公共工程法令的实施，对工人的需求迅速增加，以致有些工厂工人现在可以在贝凯普采石场每天挣得4—5先令。因此，公共工程只好逐渐停下来，它是1848年国家工厂的新版，不过这一次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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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价值体上作实验
“我虽然列举了＜做全日工的工人的＞已经大大降低的工资，即各工厂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不能认为，他们每星期都能得到这个数目。由于工厂主在同一工厂中把各种棉花和废棉按不同的比例掺在一起，不断地进行实验，工人的状况极不稳定；人们称之为‘混合棉’的原料经常改变，工人的收入随着混合棉的质量而增减。有时和过去相差15％，而在一两个星期内下降到50％或60％。”
写这个报告的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从实际调查中提出一个工资统计材料。在这里，从中举出下面几个例子就够了。
A，织布工人，全家六口人，每星期就业4天，得6先令8 1/2便士；B，拈接工人，每星期就业4 1/2天，得6先令；C，织布工人，全家四口人，每星期就业5天，得5先令1便士；D，粗纺工人，全家六口人，每星期就业4天，得7先令10便士；E，织布工人，全家七口人，每星期就业3天，得5先令，等等。雷德格雷夫接着说：
“以上的统计材料值得注意，因为它证明，就业对有些家庭来说简直是一种不幸，因为就业不仅减少了收入，而且把收入减低到如此程度，以致这种收入只能满足一家的绝对需要的很小一部分，除非在一家的收入比完全失业时所领的救济金还少时，发给它一笔追加的救济金。”（《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 年10月》第50—53页）
“1863年6月5日以来，所有工人在一星期中的平均的全部就业时间，从来没有超过2天7小时零若干分钟。”（同上，第121页）
从危机开始到1863年3月25日，济贫所、中央救济委员会、伦敦市政厅发放的款项已近300万镑。（第13页）
“在一个纺上等细纱的地区……由于把海岛棉改为埃及棉，纺纱工人的工资间接降低了15％……在一个废棉大量地同印柿混合使用的广大地区，纺纱工人的工资降低了5％，此外，由于加工苏拉特棉和废棉，工资又损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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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织布工人看管的织机由四台减为两台。1860年，看管一台织机得到5先令7便士；1863年只得到3先令4便士……过去用美棉时，＜对纺纱工人的＞罚款是3便士至6便士，现在增加到1先令至3先令6便士。”
在一个把埃及棉同东印度棉混合使用的地区：
“精纺工人的平均工资，1860年是18—25先令，现在是10—18先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棉花的质量差，而且也是由于走锭精纺机的速率减低了，这是为了把棉纱拈得更紧些，而在平时干这种活是要按工资表付给额外报酬的。”（第43、44、45—50页）“虽然东印度棉的加工也许有时对工厂主有利，但是我们看到（见第53页的工资表），同1861年相比，工人还是吃亏了。如果固定使用苏拉特棉，工人就会要求与1861年相同的工资；但是这会严重地影响工厂主的利润，除非他可以从棉花或成品的价格中得到补偿。”（第105页）
房租。
“如果工人所住的小屋归工厂主所有，那末，即使他是做短时工的，房租也往往要从工资中扣除。可是，这种建筑物的价值已经下跌，小屋现在比从前便宜25—50％；原来每星期租金为3先令6便士的小屋，现在只要2先令4便士就可以租到，有时甚至还要便宜。”（第57页）
外迁。工厂主们当然反对工人外迁，一方面，因为他们
“在等待棉纺织业情况好转的时机，希望把这种手段保留在手边，以便以最有利的方式来经营他们的工厂”。另一方面，“许多工厂主就是他们所雇工人居住的小屋的房主；至少有些工厂主无疑打算以后能够把积欠的一部分租金收回来。”（第96页）
贝尔纳·奥斯本先生1864年10月22日在议会选举时向他的选民发表的演说中说：郎卡郡的工人象古代哲学家（斯多葛派）一样行事。不就是说象绵羊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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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补充说明
在这一篇中，我们假定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占有的利润量，和投入这个部门的总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总和相等。即使如此，资产者也不会把利润和剩余价值即无酬的剩余劳动，看作是同一的东西，其原因如下：
1。 他们在流通过程中忘记了生产过程。在他们看来，商品价值的实现，——包括商品中剩余价值的实现，——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手稿中留有一个空白，表示马克思打算对这一点作进一步的说明。——弗·恩·｝
2。 假定劳动的剥削程度相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撇开信用制度所引起的一切变化，撇开资本家互相间的各种欺骗和诈取，再撇开对市场的任何一种有利的选择，利润率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这取决于原料的贵贱，购买原料的人的内行程度；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生产效率、适用程度和便宜程度；取决于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总安排的完善程度，即原料的浪费是否被杜绝，指挥和监督是否简单而有效，等等。总之，如果一定量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已定，这个剩余价值会表现为多大的利润率，从而会提供多大的利润量，在很大的程度上还要取决于资本家自己或他的经理和职员个人的经营本领。从而这个“经营本领”成为西方经济学鼓吹资本主义制度的救命稻草。假定同一个1000镑剩余价值，作为1000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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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在企业A中，要求有9000镑不变资本，在企业B中，要求有11000镑不变资本。在A场合，利润率p'=1000/10000=10％。在B场合，p'=1000/12000=8 1/3％。总资本在A产生的利润比在B相对地说要大，这是因为前者的利润率比后者高，虽然预付可变资本在两个场合都=1000镑，由此榨取的剩余价值也都=1000镑，也就是说在两个场合，存在着对同数工人的同等程度的剥削。同一剩余价值量的表现上的这种差别，或利润率从而利润本身的差别，在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时，也可以由别的根源引起；但是它也可以只是来源于两个企业的经营技巧上的差别。这一情况使资本家产生了错觉，使他相信，他的利润不是来自对劳动的剥削，而是至少有一部分也来自与此无关的另外一些事情，特别是来自他个人的活动。而西方经济学家则试图将这种错觉扩大到全社会和今后的整个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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