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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的人身材料。随着积累和伴随积累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扩张力也增长了，这不仅是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伸缩性和绝对财富——资本不过是其中一个可伸缩的部分——增长了，也不仅是因为信用每当遇到特殊刺激会在转眼之间把这种财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为追加资本交给生产支配。这还因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条件，机器、运输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规模最迅速地把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料。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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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生产部门，如铁路等等。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而工业周期的阶段变换又补充新的过剩人口，并且成为过剩人口再生产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那时资本构成的变化还极其缓慢。因此，对劳动的需求的增长，总的说来是同资本的积累相适应的。不管那时资本积累的增进同现代相比是多么缓慢，它还是碰到了可供剥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这些限制只有通过以后将要谈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而后者又引起前者，但是没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没有不取决于人口绝对增长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从而，不考虑劳动的增加的资本的边际产出是没有现实的意义的。工人的这种增加，是通过使一部分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通过使就业工人人数比扩大的生产相对减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一样，社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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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这种周期性一经固定下来，那末，就连政治经济学也会把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过剩人口的生产，看作是现代工业的生活条件。
曾任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后来又任英国殖民部官员的赫·梅里威耳说：
“假定在危机时期国家竭力通过向国外移民的办法来摆脱几十万过剩的贫民，那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当对劳动的需求刚一恢复时，就会感到劳动不足。人的再生产不管多么快，要把成年工人补充起来，总需要有一代人的时间。可是我们的工厂主的利润主要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利用畅销的有利时机，并以此来弥补滞销时期的损失。而他们只有拥有对机器和体力劳动的指挥权，才能保证有这种能力。他们必须找到可供支配的人手；他们必须能够依据市场情况在必要时加强或收缩他们的营业活动，否则他们就决不能在竞争的角逐中保持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国家财富的基础。”
甚至马尔萨斯也承认，过剩人口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必要的，虽然他按照自己的偏狭之见，把它解释成工人人口的绝对过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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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工人人口的相对过剩。他说：
“在一个主要依靠工商业的国家里，如果在工人阶级中间盛行慎重地对待结婚的习惯，那对国家是有害的…… 按人口的性质来说，即使遇到特殊需求，不经过16年或18年的时间，也不可能向市场供应追加工人。然而，收入通过节约转化为资本却可以快得多；一个国家的劳动基金比人口增长得快的情况，是经常有的。”
政治经济学这样把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生产宣布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必要条件之后，就恰如其分地以一个老处女的姿态，通过自己“最理想的人”资本家的嘴，对那些因自己创造了追加资本而被抛向街头的“过剩的人”说了如下的话：
“我们工厂主增大你们借以生存的资本，为你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事情；而你们必须去做其余的事情，去使你们的人数同生存资料相适应”。
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
以上我们假定，就业工人人数的增减正好同可变资本的增减相一致。
然而，可变资本在它所指挥的工人人数不变或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也会增长。如果单个工人提供更多的劳动，因而得到更多的工资，——即使劳动价格不变，或者甚至下降，但只要下降得比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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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的增加慢，——情况就是如此。在这种场合，可变资本的增长是劳动增加的指数，而不是就业工人增加的指数。即不能用来度量后者。每一个资本家的绝对利益在于，从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样低廉或甚至更为低廉的花费从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劳动。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支出会随着所推动的劳动量成比例地增长，在前一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增长则要慢得多。即使加班工资高，资本家也宁愿工人加班而不愿多雇工。同时，这是需要临时工的原因。生产规模越大，这种动机就越具有决定意义。它的力量随资本积累一同增长。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既是积累的原因，又是积累的结果——使资本家能够通过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单个劳动力的剥削，在支出同样多的可变资本的情况下推动更多的劳动。其次，我们还知道，资本家越来越用不大熟练的工人排挤较熟练的工人，用未成熟的劳动力排挤成熟的劳动力，用女劳动力排挤男劳动力，用少年或儿童劳动力排挤成年劳动力，这样，他就用同样多的资本价值买到更多的劳动力。这一点在知识经济时代有所改变，但改变的只是极少数工作岗位。
所以，在积累的进程中，一方面，较大的可变资本无须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另一方面，同样数量的可变资本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最后，通过排挤较高级的劳动力可以推动更多低级的劳动力。
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比生产过程随着积累的增进本身而加速的技术变革，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更为迅速。如果说生产资料在扩大自己的规模和作用的同时，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成为工人的就业手段，那末，这种情况本身又会由于下述事实而有所变化：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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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甚至在1863年棉荒时期，布莱克本的纺纱工人在其散发的一本小册子中，对过度劳动也提出了强烈的指责。由于工厂法的约束，从事这种过度劳动的当然只有成年男工。“这个工厂要求成年工人每天劳动十二至十三小时，虽然有成百的人被迫无事可做，而他们又愿意劳动一部分时间，以便养家活口和防止自己的工人弟兄因过度劳动而早死。”小册子接着说，“我们要问，进行额外时间的劳动这种作法，能使主人和‘仆役’之间建立某种可以容忍的关系吗？过度劳动的牺牲者和因此而被宣告为被迫无事可做的人，同样地感到不公平。如果把劳动加以公平的分配，那末，这个地区所需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