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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钱谦益与东林——作为政客的钱谦益》（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六卷，日本筑摩书房，1970年版，第11—35页），开掘出观察钱谦益政治生涯的一个视角：他一生遭受七次重大挫折。
钱谦益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及第，出任翰林院编修仅仅几个月，由于父亲病故，不得不回到常熟家乡服丧守制。这种守制通常是三年，但是三年以后他并没有复出，在乡里整整闲居了十年。直到泰昌元年他才官复原职，很快又碰到麻烦。那就是天启元年出任浙江主考官时，牵涉科场舞弊案，虽然后来查明与他无关，但不久还是因此而罢官归乡。天启四年他再度复出，以詹事府少詹事的头衔从事编纂《实录》的工作，因为与东林人士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人交往密切，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之中。阉党骨干分子王绍徽根据魏忠贤的授意炮制《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名号，把东林人士一百零八人编入黑名单，为首的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李三才”及“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钱谦益也名列其中：“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
在一场“阉党”发动的整肃异己的政治风潮中，钱谦益革职回乡。崇祯元年明思宗打 击魏忠贤及其“阉党”，发动了持续两年的清查“阉党”逆案的运动，为东林人士平反昭雪。钱谦益官复原职之后，很快升任礼部侍郎。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他的声望才干鹤立鸡群，被列入增补内阁成员的名单之中，引发会推阁员的“枚卜之争”。机深刺骨的温体仁：借口天启元年的科场舞弊案钱谦益的问题还未搞清，横加诬陷，使钱谦益有口难辩。明思宗不加细察，无端给了钱谦益一个革职处分。温体仁搞掉钱谦益以后顺利地进入内阁， 以后又升任内阁首辅，还是忌惮钱谦益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于崇祯十年指使常熟人张汉儒诬告钱谦益五十八条罪状，把乡居八年的钱谦益逮捕入狱。无瑞蒙受不白之冤的钱谦益在狱中上疏申冤；并且通过亲朋好友为之多方奔走，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司礼监太监曹化淳、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吴孟明插手清查此案，真相大白：纯系温体仁陷害无辜。明思宗至此才明白，他宠信了七八年之久的温体仁原来在结党营私，痛下决心罢了温体仁的官，释放钱谦益。然而钱谦益的官运依然困顿，并没有官复原职、直到六年之后，才在南明福王小朝廷出任礼部尚，达到了他的政治生涯的顶点，不过短暂得如同昙花一现。不久，清军渡过长江，弘光小朝廷的福王、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擅离职守，自顾逃命，南京陷落，手下无一兵一卒的钱谦益无可奈何地率南京政府投降。钱谦益降清后，前往北京出任礼部侍郎，在仕途与名节的两难选择中，陷入深深的无奈与痛苦。几个月后便借口养病告假，回到家乡常熟，两年后卷入抗清斗争，被清朝当局逮捕入狱。这种看似出尔反尔首鼠两端的行径，反映了失节者的忏悔以及对于名节的珍惜，他想用最后的抗清来洗刷降清的污点，结果两面不讨好，在明朝遗老遗少眼里始终是火节者，在清朝当权者眼里则是朝秦暮楚的贰臣。
钱谦益的降清，暴露了他的人格弱点，对此人们已经知之甚多。而他在弘光小朝廷的短暂政治生涯中，暴露出来的人格弱点，人们知之甚少。笔者试图对此稍加披露。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明思宗在煤山上吊自杀，闯王李自成进入北京，宣告延续276年的明朝灭亡了。众所周知，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于南京，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仍在南京保留了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班子。北京陷落后，南京政府的动向，是关系明朝国祚延续的大问题，因而成为遗民关注的焦点。由于战争的因素，当时情报的传递十分缓慢。北京事变的情报传到南京，大约是在四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之间。但是南京的衮衮诸公们怀疑事变可能是“风影”，没有采取什么大动作。直到四月二十五日“北报确信”，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才邀约各大臣议论善后事宜：二十七日，南京文武诸臣才告迎于奉先殿，议立新君。新君人选有潞王朱常涝与福王朱由崧，前者稍有人望，后者则在皇室亲疏关系上有一点优势。史可法倾向于潞王，凤阳总督马士英则非福王不立，高杰、刘泽清等统兵将领支持马士英拥立福王。五月初三日，福王在南京监国；五月十五日，福王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宣告南明弘光政权的正式建立。福王对拥戴他登极十分卖力的马士英的回报，是任命他担任兵部尚并且兼掌内阁实权。《小腆纪年附考》说，马士英为了排挤颇有声望的史可法，假意对他说：“我驭军宽，颇扰于民，公威名著淮上，公诚能经营于外，我居中帅以听令，当无不济者。”史可法只得上疏自请前往扬州，督师江上。
马士英为了完全掌控弘光小朝廷，决意捉携他的挚友阮大铖。阮大铖，安庆怀宁人，万历四十四年与马士英同时得中会试，天启初由行人提升为给事中，因丁忧辞官回乡。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职位空缺，阮大铖欲倚重于颇有声望的同乡左光斗，觊觎吏科都给事中这个颇有实权的人事监察岗位。负责考察官吏的赵南星、高攀龙、杨涟以为阮大铖“轻跺”，不可担任如此要职，打算另用魏人中。阮大铖暗中买通太监，要他扣押推用魏人中的奏疏，致使吏部不得已而推用阮大铖。经过此番曲折，阮大铖痛恨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为了和东林人士作对，他依附于魏忠贤，与“阉党”骨干分子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结成“死友”，编写攻击东林人士的《百官图》，通过倪文焕之手送到魏忠贤的案头。此人心术不止，做事总是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害怕遭到东林人士报复，还不到一个月，急忙辞官而归。不久，杨涟左光斗诸君子被“阉党”迫害致死，阮大铖诩诩自矜。之后他被起用为太常少卿，向魏忠贤极尽献媚之能事，又怕政局有变，魏忠贤不足以长久依靠，每次觐见之后，就重贿魏府门房，收回名刺，以免留下痕迹。几个月以后，工于心计的阮大铖还是辞职离开了官场这个是非之地。崇祯二年清查“阉党”逆案，阮大铖列入从逆分子名单， 以“交结近侍又次等”判处削籍，按刑律得处徒刑三年，准许纳赎为民，但永不叙用，也就是说今后再也不允许重登政坛。
这个阮大铖，《明史》说他“机敏猾贼，有才藻”，对他的刻划是入木三分的。他依附魏忠贤而升官，既要献媚义要不露痕迹，稍有风吹草动立即从官场抽身以求自保，都是“机敏猾贼”的表现，所以在清查“阉党”逆案时只不过作为从逆分子而已。此人又极有才华，他写的剧本《燕子笺》、《春灯谜》在当时颇获好评。这样的人当然不甘心永远淡出政坛。当农民军逼近安庆一带时，他为躲避战乱，来到南京这个政治舞台，充分表观自己，招纳游侠，虚张声势的谈兵说剑，图谋以“边才”的身份而被起用，看得出来这个并不懂军事的文人很想在乱世中施展一下身手， 以摆脱“永不叙用”的尴尬境地。
为了冲淡“逆案中人”的印象，扫除“永不叙用”的障碍，他在南京极力讨好尔林遗孤与复社名士。他企图利用世交侯方域（朝宗），以及晚明四公子（归德侯方域，桐城方以智，阳羡陈贞慧，如皋冒襄）这些复社名士的影响，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为此，他不惜重金，撮合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婚事。阮大铖的政治野心被复社人士所察觉，决定联手予以迎头痛击。
崇祯十一年，复社名士吴应箕与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孙顾杲谈及此事，东林遗孤顾杲大义凛然地表示：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憝。随后吴顾二人在陈贞慧寓所议论此事，一致认为应该点破阮大铖“逆案”身份，捉醒与其交往的士大夫。于是陈贞慧起草声讨阮大铖的檄文，以顾杲、陈贞慧、吴应箕名义，密函分寄各处，征求陈子龙、杨廷枢、方以智、周镳等复社成员的支持。崇祯十二年，复社人士趁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