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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甲申，史家们应该是有话可说的。或者从李自成的角度，或者从朱由检的角度，或者从多尔衮的角度，都有话可说。我只想说说崇祯之死。
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死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享年二十五岁（虚岁）。他的死意味着明朝的覆亡，明朝的遗老遗少们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中有的人阖家自尽，或自缢，或投井，或自焚，义无反顾地表达不事二主的忠君之心；有的人为了延续明朝的国祚而多方奔走：有的人改换门庭，走上归顺新朝的坦途。因此各色人等对崇祯之死的看法，不可能是清一色的。
当清朝定鼎之后，金戈铁马声渐渐消散，人们以冷静理智的思考回顾这段历史时，对已故的崇祯皇帝的盖棺论定，还是颇有一点历史主义倾向的。
康熙初年，协助浙江学政谷应泰编写《明史纪事本末》的张岱，以崇祯一朝的邸报为基础写成了崇祯朝纪传体史书《石匮书后集》，他对崇祯这位亡国之君是赞誉有加的：
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乃竟以萑苻（原意为泽，引申为盗贼出没之处）剧贼，遂至陨身。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呕血，思与我先帝同日死之之为愈也。
看得出来，这位陶庵先生对崇祯是颇有好评的，但他也并不是一味推崇，还指出了“先帝”的两大失误。其一就是把宫中的内帑看作“千年必不可拔之基”，不允许人臣动用，于是“日事居积，日事节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贷”，终于导致九边军十数年无饷可领，无衣可穿，何以羁縻天下！其二就是过于刚愎自用，“焦于求治，刻于理财，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番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一言以蔽之，叫做“枉却此十七年之励精”！
陶庵所说是言之成理的，比如他批评崇祯不准动用内帑银两用于军饷，以致军队士气不振，就是突出的事实。据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记载，李自成从宫中搜出的金银是惊人的：“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如此庞大的积储，何至于发不出军饷！许重熙还说：“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刮，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怅。”他不好意思批评“先帝”吝惜，只能假定他并不知道内帑的家底，不过无论如何总是令他感到怅惘的事。
康熙年间蜚声文坛的全祖望，写了一篇《明庄烈帝论》，其基调就是：庄烈帝（即崇祯）并非亡国之君，但也不能推卸亡国的责任。他说：“庄烈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他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不能辞其咎：一是听任宦官干政，二是拒绝与清朝议和。他分析道：“大明之所以亡者，非以流贼也，力屈于东，是以祸蔓于西。”他的意思是，如果当时能够与清朝议和，抽出身来全力对付李自成和张献忠，以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这三员大帅的精兵，用于东征（与清朝作战）虽然不足，用于西征（与李自成张献忠作战）却绰绰有余。那样的话，其结果就不一样了：“再假之数年，而西方晏然，李、张之首枭矣。”
这是明末历史最值得探讨的话题，也是最难以展开的话题，简而言之，就是“攘外”与“安内”究竟谁先谁后的问题。因为“攘外必先安内”是人们熟知的一个敏感话题，讳莫如深，史家或避而不谈，或反其道而行之。然而在一个正常的清明的社会，秉笔直书是史家的天职，不存在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的问题。
仔细考察明末的历史，就会发现，对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崇祯皇帝而言，安内与攘外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正如《流寇长编》的作者在自叙中所说：“京陵迫于边塞，才动风尘便成人恐，而敌兵岁至，寇锋日竞，守外则失内，击内则失外，其欲款外以专内者，举朝谯呵，使不得毕其语。”大臣们并非不知道“攘外”与“安内”两线作战决不是上策，但谁都不敢提倡与清军议和，全力对付“安内”战场。
崇祯十年，这个僵局被杨嗣昌打破了。正在家乡披麻戴孝“守制”的他，被皇帝夺情起复，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兵部尚。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触及这个敏感话题，在《犬马十年遇主疏》中提出摆脱内外交困的三人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杨嗣昌把“必安内方可攘外”，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反映了他的胆识。在此之前兵科给事中颜继祖也提出过“灭奴先灭寇”的主张，但失之空洞，没有引起崇祯皇帝的重视。杨嗣昌却分析得头头是道，无怪乎崇祯皇帝要拍案叫绝：“恨用卿晚！”
“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政治准则。张居正早在隆庆二年的《陈六事疏》中提到“固邦本”时，就明确地说：“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人们决不会以此谴责张居正大节有亏。杨嗣昌此时此地慎重其事提出“必安内方可攘外”，当然并不是重复张居正的套话，而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满洲武装两次突破长城要塞南下所构成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孰先孰后，是无法回避的重大战略抉择。几天以后，他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再次展开分析：窃以为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容忽视。所以臣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如果人们不带先入为主的成见，设身处地从明朝政局的实际情况出发观察，那么，杨嗣昌所提出的“必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毫无疑问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
崇祯皇帝采纳了杨嗣昌的方针以后，集中精力于安内，在一年半时间里，剿抚并用，先后招抚了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潼关南原几乎全歼李白成等部，取得了可观的战绩。然而就在这时，崇祯十一年五月，满洲铁骑突破长城边关，直逼京师附近的近畿地区，朝野震动。这次清军南下，与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形势大不一样，当时陕西的农民军不过是小股零星武装，所以各地勤王军保卫京师，危机很快过去。今非昔比，此时农民军已成燎原之势，战火蔓延中原各省。京师危急，朝廷调集五省常备军以外，还动用了北方边防军，迫使清军撤退，但是留下了隐患。朝廷误以为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已经接受招抚，李自成等部已经惨败，于是放弃了原先的既定方针，把多年围剿农民军的洪承畴、孙传庭及其精锐部队全部凋往北方边境，全力对付清军。中原兵力一旦空虚，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湖广“重举义旗，李自成从商雒山区挺进河南，与张献忠遥相呼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朝廷在安内与攘外的两难选择中，丧失了主动权，不得不面临内外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为了摆脱困境，崇祯皇帝不得不任命杨嗣吕以内阁大学士身份代替熊文灿督师湖广，围剿张献忠、李自成等部。结果一无成效，张献忠大下襄阳，处死襄王；李自成打下洛阳，处死福王。疲于奔命的杨嗣吕深感有负皇帝重望，心力交瘁而一病不起，于崇祯十四年三月初病死于沙市。“安内”以一败涂地而告终，从此再也无法扭转节节败退的局面。
“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