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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人寿、黑云龙等将领，以及新任兵部尚书申用懋。这时他可能已经获悉太监杨某的情报，但为了稳定军心，驱逐来犯之敌，对于袁崇焕极力夸张敌军不可抵挡的说法，拒不表态，只是对袁崇焕等人加以慰劳，把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解下来袁崇焕披上。皇帝其实对袁崇焕已有戒备之心，只是隐而未显而已。
以后几天，北京外围局势趋于平静。崇祯皇帝作了一系列布置，把京城与皇城的警卫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十二月初一日，他在平台再次召见袁崇焕，名以上是讨论军饷事宜，实际上是宣布将他逮捕入狱。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不仅令袁崇焕大惊失色，也令同时应召的将领们出乎意料。崇祯皇帝直截了当地责问袁崇焕杀毛文龙、导致敌兵犯阙以及射伤满桂三件事情。这含沙射影的背景便是所谓“密约”。袁崇焕其实并没有和皇太极订立什么“密约”，对于皇上的简单问话，竟一时语塞，无言以对。皇帝以为他默认了，不由分说地厉声下令：“着锦衣卫拿掷殿下！”锦衣卫校尉们一拥而上，把袁的朝服脱去，扭押到西长安门外的锦衣卫大堂，发镇抚司监候。
对于皇帝突如其来的这一重大举措，内阁辅臣们极力劝谏：临敌易将，兵家所忌。皇帝回答说：势已至此，不得不然。看得山来，他是有不得已苦衷的，又不能把关于“密约”的传言公然摊到桌面上，所以当他与督师人学士孙承宗谈及此次处分袁崇焕时，只是追究袁作为督师的失职，丝毫未涉及其他因素：“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狂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敌深入内地。虽兼程赴援，义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功罪难掩，暂解任听勘。”理由固然冠冕堂皇，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文震孟在他的日记中写到获悉此事的感想反映了廷臣的忧虑：“十二月一日……忽闯上召袁崇焕督师，满桂黑云龙祖大寿等抚戎。已，闯崇焕下诏狱……余不觉顿足曰：噫，败矣……袁罪当诛，而此非其时也。”
确实，崇祯皇帝忽略了主帅被逮后辽兵的动向，这是一个潜在危险。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向兵部尚书及时提醒：辽兵无主，不败即溃，今日之上策，莫若释放袁崇焕以维系军心，责成他驱逐敌军出境以自赎。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余大成所料。辽兵平素对袁督师十分感戴，机人寿又与满桂有过节，袁督师被逮，要他听满桂节制，激起辽兵不满，祖大寿在十二月四日一早悍然率部离京，回归宁远。这一突发事件引起朝廷上下震惊：敌兵还未撤退，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劲旅脱离战场，形势堪忧。
崇祯皇帝接受兵部尚书粱廷栋的建议，命令内阁六部等官员前往狱中，开导袁崇焕顾全大局，阻拦祖大寿东行。袁崇焕欣然从命，写了言辞极其恳切的书信，要祖大寿顾全大局。手持袁崇焕蜡书的的信使昼夜兼程疾驰，终于在距锦州一日路程的地方追上了祖大寿一行。祖大寿下马捧读袁督师手书，泣不成声，一军尽哭。祖大寿年逾八旬的老母果断地劝儿子率军回师北京，立功自赎并救袁督师。将士们听了无不踊跃，祖大寿挥师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皇帝闻讯大喜过望，他原本对袁崇焕疑心重重，及至听说收复失地皆辽兵之力，顿时又闪现出重新起用袁崇焕的意念，甚至还说出“守辽非蛮子不可”的话（所谓“蛮子”是对广西人袁崇焕的一种妮称），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朝廷中一些别有用心的官僚唯恐天下不乱，乘袁崇焕被逮之机制造事端，阉党余孽上窜下跳，掀起了清查阉党逆案以来第一次翻案风波，并且由袁崇焕牵连到内阁辅臣钱龙锡，终于使袁崇焕的罪名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
山东道御史史在这方面起了极坏的作用。他在崇祯三年八月初六日的奏疏中，捏造事实诬劾已经辞官的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与督师大员商议平辽方略，是内阁辅臣的份内主事，居然被扣上“卖国欺君”的人帽子，并与千古罪人秦桧相提并论，居心险恶之极。他还不着边际地捏造钱龙锡接受袁崇焕贿赂，“擅权主款”云云。
皇帝接到这一份火上浇油的奏疏，怒不可遏，不加核实便草率下旨：“崇焕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限刑部五日内具奏。龙锡职任辅弼，私结边臣，互谋不举，下廷臣会议其罪。”袁崇焕的命运岌岌可危了。
八月十六日下午，皇帝在平台召见文武人巨商议处决袁崇焕事宜。他在列举袁崇焕种种罪状之后，以咨洵的口气问道：法司如何定罪？人臣们都不敢造次，一味顿首，听凭皇上发落。皇帝见人家并无异议，随即宣布他的决定：“依律磔之！”所谓“磔”，乃是一种酷刑，即寸寸脔割致死。
袁崇焕之死惨不忍睹。据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袁崇焕绑赴西市处磔刑时，“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买其肉，顷刻立尽。开瞠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颊间，忧唾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他的死比熊廷弼要惨多了。这种事例的一再出现让人们寒心：难道那个时代为国家献身的人都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么？
袁崇焕死后，他的兄弟妻妾被流放到福建，家财没收。《明史·袁崇焕传》如此写道：“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又说：“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读来令人感慨唏嘘不已。如果说袁崇焕妄杀毛文龙是一大错误，那么崇祯皇帝误杀袁崇焕是错上加错，两者均为亲者痛仇者快，使皇太极不费吹灰之力而除去两员难以对付的大帅。对于明朝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足，自毁长城，此后再难以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杨士聪《玉堂荟记》说：“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
明清中一代宗师孟森1936年著文《明本兵粱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对袁崇焕被杀一事议论道：“（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遂以便宜诛毛文龙。于是崇焕一身，在明诋为罪大恶极之人，而清太宗反间之计得行。阉党余孽，媒孽其间，思宗愚而自用，诸臣意气用事，崇焕功罪一日不明。“一个罪不致死的有功之臣遭到他所效忠的朝廷如此不公平对待，面且从崇祯一直到南明，始终没有人为他鸣冤叫屈，令人心酸。
袁崇焕之死，难道仅仅是他自己的悲剧吗？
第十五章 “勤政”之君偏亡国
今又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也是一个令人难以释怀的年代。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后半夜，即十九日的子时（凌晨），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在闯王李自成的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由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同，来到煤山（景山），在寿星亭附近的一棵大树下自缢明朝灭亡。那一年正好是甲申年，这一事件被史家称为甲申之变。
今年又是一个甲申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即2004年5月7日，恰好是整整三百六十周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淮北农民的儿子，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料到，他的后代、明朝第十六代皇帝朱由检竟然会被陕北农民的儿子李自成逼上了死路。紫禁城的国号由大明变成了大顺。然而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在紫禁城的�